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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必須掌握“全域性”的人裡頭，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著同樣想法呢？這是讓人饒有興趣的事情。

或者，並不肩負掌握“全域性”之責的人，只要政治經驗頗豐，他們也會恰如其分地應對局面。我們看到在王蒙筆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座談會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的距離。我的印象是有點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夥子果然不同。（《半生多事》，著重號系引者加）

與批判“保持著絕佳的距離”容易理解，因為毛澤東斥責“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為什麼“與作品”仍然也保持絕佳距離呢？這，就是王蒙所稱的“學問”，就是經驗。這些經驗豐富、曉得對自己負責的老作家，同負有一定領導之責、必須放眼“全域性”的人，目光一樣長遠。他們靠直覺認為，對待《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或者說，對待反官僚主義這個問題，還是不即不離比較穩妥。

多年來，對於毛澤東親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於厄運，人們都感困惑。假如我們目光只徘徊於毛澤東和王蒙這兩點之間，這困惑確實無法驅除。但是我們大抵忽視了“現場”是一個更加開闊的空間，在上述兩點之外，還交織著其他許多的表情、神色。放眼這更廣闊的範圍，我們就能讀到更復雜也更真實的資訊。當我們把事件在全景意義上覆原時，應不難發現雖然毛澤東制止了批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卻只是暫時在報端上“化險為夷”，而在人們內心，它從未“翻身”。那種種的敬而遠之、穩妥持重、拿捏沉吟，顯示了對於“趨勢”的普遍預期，並給數月之後發生的事情留下注腳。

某種意義上，事件中王蒙的遭遇，頗似他自己筆下的林震，只是結局大相徑庭。

延伸閱讀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黎之：《回憶與思考——1957年紀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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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青春之歌》（1）

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楊沫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1958年1月

（白燁 撰）

在“十七年間”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從發表之後，叫好的聲音與批評的聲浪一直交織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鬧之中，作者幾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電影。之後，無論小說與影片，都有爭議相隨相伴。這種情形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壇一道獨特的風景。

楊沫（1914—1995），原名楊成業，湖南湘陰縣人，1914年8月生於北京書香門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溫泉中學。1950年出版中篇小說《葦塘紀事》。1952年調至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任編劇。1958年出版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其中鮮明、生動地刻劃了林道靜等一系列青年知識分子形象。後由自己改編為電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紅紅的山丹花》、長篇小說《東方欲曉》、《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以及《楊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記》、《不是日記的日記》等11部作品。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北京市文聯主席、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楊沫從1951年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