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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散漫，更簡略，只有個姓名的人物更多”，這樣“微妙的平淡無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裡淡出鳥來”。（張愛玲《國語本&lt；海上花&gt；譯後記》，《張愛玲散文全編》，第471頁）而在張愛玲看來，這散漫簡略、平淡無奇的寫法卻恰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成的、中國特有的小說薪傳。張愛玲是否有意接續這一薪傳，因此改變自己已經成熟的“張腔”？這種改變恰好發生在她所“依賴”的城市上海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之時，而在她的寫作生涯中造成明顯的“斷裂層”，以她後期創作呈現的整體風貌來看，這種推斷應該是成立的。

和胡蘭成不同，張愛玲一直對政治刻意保持距離——既不因與胡蘭成的關係和偽政府或日軍方發生密切關係；也不認同柯靈勸她在戰後再發表作品的建議。但這並不是說她對政治完全無知，特別之處在於，她感知政治的方式是女性所特有的：如解放後，她會敏銳感受到自己去杭州旅行時要一碗麵，只喝湯頭不吃麵而遭到的異樣眼光；或是開會時清一色的素樸服裝中，自己的旗袍所造成的不協調。僅僅是這些最直接細微的生活感受，已足以讓她覺得自己無法適應新環境，從而選擇自我放逐。

雖有與胡蘭成的關係，張愛玲卻一直試圖讓世人認同她的觀念：私人情感可以和政治信仰無關。在《小團圓》中，邵之雍第一次吻九莉，九莉的反映是：“這個人是真愛我的”。這話讓人看得眼熟，很自然會聯想到她備受爭議的另一篇作品《色，戒》。在佳芝突然改變心意，放走易先生時，唯一的理由也是：“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如果佳芝可以為了那剎那間感受到的“真愛”犧牲掉“性命”、“身體”和“信仰”等一切，就足以證明在張愛玲的價值體系中，個人情感至少可以與政治無關甚至超越政治。

這一點在《小團圓》中有一以貫之的表現，在她與宋淇的通訊中便已露端倪：“我寫《小團圓》並不是為了發洩出氣，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為了國家主義的制裁，一直無法寫。……近年來覺得monolithic　nationali*（意為堅如磐石般的國家主義——作者注）鬆動了些，例如電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間諜不愛國，所以把心一橫，寫了出來，使我估計錯了。”（張愛玲致宋淇夫婦的信）也正因如此，張愛玲雖然寫香港的轟炸，寫上海的淪陷，卻很少直接對時事政治進行評論。當然也有例外，某些問題，她自己無法解決也迴避不了，例如寫到日本對香港的轟炸，九莉希望戰爭能儘快結束，有這麼一段議論：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進來？

這又不是我們的戰爭。犯得著為英殖民地送命？

當然這是遁詞。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們的戰爭。

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國家主義不過是一個過程。我們從前在漢唐已經有過了的。

這話人家聽著總是*的話。在國際間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沒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2009《小團圓》（5）

但是沒命還講什麼？總要活著才這樣那樣。

她沒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夠永遠存為懸案。也許要到老才會觸機頓悟。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究竟是個體的生命體驗重要，還是集體的國家信仰更重要？這長長的一段是張愛玲與自己辯論，卻依然沒有得出結果。

“存為懸案”當然也是辦法之一，《小團圓》中涉及邵雍之敏感政治身份的地方不算少，卻都以坦然的態度進行處理，只作事實敘述，不作價值評判。畢竟，張愛玲宣稱自己要寫的，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除了愛情，《小團圓》中另一條主線是九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