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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與一老牛的對話，慢慢地引出了人類生生死死的無窮悲劇……這個故事的敘事含有強烈的民間色彩，它超越了具體時空把一個時代的反省上升到人類抽象命運的普遍意義上。民間性就是具有這樣的魅力，即使在以後若干個世紀後，人們讀著這個作品仍然會感受到它的現實意義。

而這一屬性是否就是意味著餘華的創作發生了極大的轉向：即從現代性向迴轉至民族性或民間性？　應該說，這是一種潮流與趨勢，因為進入90年代之後，有意思的是，80年代後期一批“激進的”先鋒作家，對寫作身份、角色與語境有了深刻的困惑，並試圖尋找突圍與重新定位，之後進入一種相對“平和”的狀態。比如蘇童率先沉迷於歷史敘述，餘華開始平靜地關注民生的生態。

餘華80年代的小說《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等，沉迷於暴力與死亡，對身體的施暴與詳細展示，被評論家認為是對讀者閱讀經驗的“顛覆”，令大多數人不能夠接受，也因此遭受不少非議。餘華從理性來講，餘華不認同寫暴力，但在寫作時又非常振奮。餘華說：“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活著〉前言》）或許，分裂造就了餘華的審美正規化——與現實和諧的表達。其實，餘華自幼在醫院生活的童年記憶，加上餘華的精神成長更能夠揭開敘述轉變與伸張的秘密。川端康成、卡夫卡，還有福克納，他都曾經迷戀，福克納曾告誡作家：“最卑劣的情操莫過於恐懼。”如果我們以反思維來解讀餘華從中獲得的感悟的話，應該就是人應該拒絕恐懼、即便是死亡與災難。

餘華的《活著》分明試圖克服這種悲慘，儘量規避許多死亡和那令人髮指的暴虐殘忍的場面，擺脫陰暗的氛圍與夢幻色彩，對人類生存苦難意識的關注，並告訴人們人因與死亡的抗爭而獲得尊嚴。應該說，至此以餘華等為代表的先鋒小說以死亡為切入點考察普通人的生存狀況、人的精神本質獨特的超越性達到相當的深度，從現實生活中超脫出來，獲得了一種獨立的精神品格。當然，《活著》成為了有效的詮釋與範本。可以說，他對生命生活的理解本身就是《活著》，而《活著》就是餘華內在生命本質與精神的有效註釋。

1992《活著》（3）

《活著》使餘華的知名度如日中天，但有人認為這是一次昇華，也是一次墮落。其昇華之處在於餘華寫到小人物，不再是畏懼厭惡而是滿懷同情，也許可以稱得上悲憫，而墮落的所指顯然涉及到了他從先鋒向傳統的“妥協”。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90年代，餘華都在應形勢而變。80年代他採用一種陌生化或不真實的形式去表達，但走得並不太遠；到了九十年代，主要是在敘述上的探索，《活著》就是探索的結果，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敘述挑戰”。餘華《活著》試圖以“本原狀態的敘寫”，即“客觀事實的敘述”、“純粹客觀的敘述”。關於這一點，郜元寶在《餘華創作中的苦難意識》（《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中，這樣認為：

我們很難斷定餘華對自己筆下的苦難人生究竟有怎樣的想法和感覺，事實上，餘華越是將人間的苦難鋪陳得淋漓盡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難意識就越是超於某種令人費解的緘默與曖昧。……餘華把他的情感凝固在不事張揚、無需傳達、不可轉譯的某種“前詮釋”的原始狀態，還置到某種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原狀，融入“活著”這種最直接最樸素的生存感受，讓一切都在存在平面上超於混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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