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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了作家的勇氣與能力，還有良知。有趣的是，似乎評論界一直看好前者，後者卻社會反響更好，蜚聲中外，先後榮獲臺灣《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香港《博益》“十五本好書獎”，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應該說，《活著》不僅是餘華的驕傲，也是我們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獲得自信的見證。

餘華的《活著》以其對生命有序與無常的透徹解讀，這不僅為他贏得了文學界無可撼動的地位，也為我們帶來了真切的感動，以及感動背後引發的對生活本身意義的思索。

其實，《活著》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是簡單中透著人生的艱澀與苦難，農民福貴的一生伴隨著至親的生生死死，最終為“活著”而“活著”。闊少爺福貴賭博輸光祖產祖業，從此一蹶不起，厄運頻頻。先是父親氣急攻心從糞缸上掉下摔死，母親病死，接著是兒子有慶被醫院抽血抽死，女兒鳳霞產後大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做工遇難致死，外孫苦根吃豆子被撐死。一個個親人相繼先他而去，到晚年，孤苦的福貴與一頭通人性的老牛相依為命。父母的死、妻子的死，兒女的死，還有外甥的死。而他們的生命如同草芥一般，意外而情理地死去，無盡的悲哀本襲擊富貴，但富貴似乎又已經習慣了生命的正常與非正常的流失，他安然地跟同樣蒼老的老牛一起耕作一起生活，老牛似乎是一種精神的陪伴，更是一種喚回記憶裡生命的牽扯與紐帶。當然生命敘事的背後，即生命構成的背景又是在歷史與現實中展開的，從國內三年戰爭到建國後的大躍進，再到*以及之後，富貴的生命頑強地延續著，他見證了社會的變革也見證了家族與家庭的破敗，然而他又能夠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生命的過程，或許在這個過程是充滿者苦澀但懷想對於一個孤獨的人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劑良藥，最起碼，那一瞬他是有過平實的快樂的。但是，活著的富貴，更守望著他活著的生命與意義，他曾經的奢侈生活、貧瘠的生活、希望的生活、慌亂的生活、悲慘的生活……就成為了他的生活的全部註釋。而他站在田間的述說是平靜的又是充滿著驚心動魄的，那一刻刻的講述如流水一般漂過，而我們的唏噓也似乎匯入其中。

餘華的《活著》就是這樣的充滿動情，當然他的敘述裡蘊涵了多少的理性與悲鳴，他自己能夠很好體味，而我們也似乎能夠感受到他心靈的脈動。《活著》以其平實內斂的激情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並註定成為時代的經典，流傳不息。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92《活著》（2）

《活著》的出現是餘華的偶然，也是必然。就他本身而言，是天分使然，也跟他自身的創作勇氣與努力分不開，另外亦可說是時代使然。因為80年代後期，文學在逐漸向內轉，也逐漸衝擊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清理著“十七年”由於“當代性的抽取與改造”而引發的文學異化，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尤其需要文學作為建設性的功利性的意識形態力量而存在”弊端的糾正與疏導，今天回過頭來看，可以肯定的是自8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方興未艾的“新歷史小說”，諸如《活著》、《呼喊與細雨》、《白鹿原》、《蒼河白日夢》以及蘇童的“楓楊樹鄉村系列”和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家族史、鄉野記憶等敘事，恰恰是新的文學歷史話語轉折的標誌，是出於文學重構歷史的內在需要，顛覆與崩解了既成的意識形態結論，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話語言說機制和意識形態特徵。

在餘華的敘事轉身中，回到民間性應該是他本質上的追隨與屬性。陳思和、逸菁的《逼近世紀末的回顧和思考——九十年代中國小說的變化》（《文學報》，1995年12月21日）認為：

餘華故意繞過現實的層面，突出了故事的敘事因素：從一個作家下鄉採風寫起，寫到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