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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自然地“淡出”，化為具體生動的山水之美中若隱若現，而又意味深長的一絲意緒。

晉宋時期山水詩中所發散出來的“神韻”，其意義並不是一般描寫技巧或風格情調上的，它的真正意義在於它將玄言詩中那種哲理直白式的生命意識置於一種以秀美山水為表徵的宇宙關係之中，人的內心世界、人的生命情致與宇宙萬物形成了一種意趣深遠、回味悠長的呼應。人不再是孤立地、僅限於其本身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而是在與山水彷彿具有的某種精神意蘊、生命韻律中來感應人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說，玄言詩中那種過分專注於人自身的生命哲學，轉變成了在宇宙自然作為一個有機生命的整體關係中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人敏銳地、原創性地捕捉了自然山水作為有機生命的生命感覺——不是枝枝節節的簡單擬人式的“移情”，而是一種宇宙之生命充滿活力節律、周時流行、無處不在的感覺，將此作為人的生命存在融入的背景，一派遼闊無垠而又處處與人的生命意識相接相合的背景。這樣，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的人的存在，會很自然地萌生不同於由玄學思辯而來的另外一種省悟：人的生命意識賦予山水自然以生命意味，而在泛化了的山水生命之中人又格外品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韻律、生命情調，格外真切地感受到這種生命韻律、生命情調的雋永意味。

作為一種超越性質的精神意蘊，玄理本身是具有極大的虛化和轉化潛力的。人們對玄理的體會，也是既有哲學邏輯性的思考，也有直覺的體悟，而且後一方面更為普遍。所以，人們對山水自然之美的領悟和欣賞，本身就可以體悟成玄理的一種轉化性存在。這樣，從以玄對山水到以審美對山水可以毫無芥蒂地轉化過來，而這種轉化因其符合人們愛美的天性，因六朝士人處在優美山水的懷抱之中，它的發生又是極其自然和必然的。

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經濟屬於莊園型經濟，許多士族文化人在“桃李茂密，桐竹成蔭，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蒂，湖裡殊富茭蓮”的莊園環境中過著富足愜意的生活，他們的精神活動除了清談玄理外，會很自然地感悟於“臨眺之美”。另外，東晉末以來，文人名士們的出遊之風日盛，而且與佛教徒交遊成為一時風尚，深山絕谷，古廟茅亭，成為文人佛徒出沒之地。士人們身之所居，遊蹤所至，皆是美景在目，心意所感。這起初無疑是以玄對山水，到山水自然中去感悟玄理。但是，美自有其自身的魅力，自有其對人心境的轉換力量。在心存玄理計程車人心中，江南一帶的山水，觸目都彷彿美得有意味，玄理中的神韻與自然山水中蘊藏散發的神韻彷彿天衣無縫地融和著，對美的欣賞即是對玄理的感悟，對玄理的感悟即是對美的欣賞。

“昔神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其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鹹得就山澤，樂閒曠……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浩然者舍是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是為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胡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於是畢矣。”

東晉戴逵在《閒遊贊》中所理解的這種“閒遊”，正是典型地表達了這種以玄對山水到以審美對山水的心境轉換。《世說新語·言語》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人置身美景之中，雖仍有著“輒覺神超形越”的玄學思辯意味，但主要的感受卻是“逸韻”、“神韻”之類的審美感受了。

扭轉玄言詩風，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人是謝靈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