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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間的差距、產生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尖銳的階層矛盾與衝突，同樣也不利於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與發育。國家應該透過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稅收體制以及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保護下層收入群體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使國民財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產階層流動，同時加強對中產階層本身的法制約束，以避免他們也使用或尋求使用“特權”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招致社會中下層階級的批評與抵制。

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來說，問題之二來自於如何解決龐大的農村人口對工業化的要求和壓力。儘管我們已經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國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工業化的展開，全國出現了農民進入城市和發達地區的農村打工的“民工潮”，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這一數量已經達到8800萬人之多。而且隨著中國進入WTO，農村尤其是落後地區的農村和農業受到更為嚴峻的挑戰，預計無法在農村生活下去而進入城市的農民數量在今後的幾年內仍會激增。但是，由於國家工業化的步伐仍然落後於農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國營企業的普遍不景氣，以及原先發展勢頭良好的鄉鎮企業後勁不足（內地大多數地區的農村則還沒有開始工業化）等原因，城市對流出土地的農民的吸納仍然是有限的。據中央電視臺報道，當石家莊市全面放開戶籍控制之後，4個月內只有700多人去申請城市戶口，而石家莊有外來人口數十萬人。農民無法正式進入城市並像城市人一樣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鄉二元格局並沒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對農民來說仍然壁壘森嚴。顯然，即使中國的幾億農民都能夠因工業化的需要順利地進入城市，他們中的多數人能否成為中產階級恐怕還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決。因此，中國要出現西方“橄欖型”中產階層式的社會結構目前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成長，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來說，問題之三則來自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國家政體仍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隨著國營企業越來越多地陷入困境、產業工人的領導地位遇到挑戰。我們發現，正是這種挑戰使得“中產階層”的合法性至今沒有獲得法律文字的肯定，大多數政府官員和政府文字對這一階層的稱呼也是“中等收入階層”或“中間階層”。顯然，不從理論上給予中產階層或中產階層以應有的承認，對這一階層在中國未來的成長是不利的。其實，仔細想來，在肯定中國目前的國家政體和中產階層存在的現實之間，矛盾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大：（1）我們已經分析，對中國這個尚未實現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產階層還未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甚至在今後的幾十年間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所謂“藍領”工人）的增長速度仍會大大超過“中產階層”，大批的進城民工會源源不斷地補充進產業工人的隊伍之中，因此，中產階層在中國的成長不會動搖國家的基本政體。（2）鄧小平提出的將知識分子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不僅有理論基礎，也有現實的要求。在西方社會學界，將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口視為“白領工人”是一個十分普遍的常識，因為他的職業特點和中等收入沒有更改其從事“勞動”的本質。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堅持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現階段的奮鬥目標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將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在中國的增長視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白領”和“藍領”成分此消彼長的一個過程。如此，將知識分子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會階層可能出現的矛盾與衝突，是鄧小平在社會分層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紀，我們看得到的一個變化將是，在中國的農民透過工業化不斷進入城市的同時，中國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也將進一步改變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