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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現在尚為數不多的“中產階層”或中產階層中的一員。

我們已經論證了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在現階段如何培育或擴大我們社會的中間階層？這是與中產階層在中國的成長髮展休慼相關的大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寫道：“理順分配關係，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這裡，從分配關係入手，深入分析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徑，並且將此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聯絡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說來，我們可以依據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將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或中產階層的基本途徑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程序，切實透過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城市對農村的“反哺”，縮小城鄉差別，縮小農民與市民之間的差別，為建設中間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橄欖型”社會奠定基礎。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與中等收入群體或中間階層的擴大關係密切，在當代中國更是制約中產階層擴大的瓶頸之一。按普雷斯頓定律，工業勞動力佔全體勞動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增長2％。但是，我國自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0年間，工業勞動者佔群體勞動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們的城鎮人口比例卻只上升了18�3％。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換言之，我們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這種滯後導致了城鄉差距的進一步增大。據統計，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為1�71∶1，2003年達到3�23∶1，考慮到城市社會福利方面的因素，這種差距更是達到6倍左右。事實上，人們已經注意到，中國基尼係數的增大，與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有著最為直接的聯絡，而龐大的農村人口不減少，中產階層或者說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就不可能，和諧社會的建構就難免遙遙無期。

（2）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降低傳統產業結構尤其是第一產業即農業的比重，在進一步推動工業化的同時，積極發展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中等收入群體尤其是新中間階層的出現和壯大創造條件。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發生了傳統產業比重下降、現代產業比重上升的急劇變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間，在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從70�5％降至50�0％，第二產業從17�3％上升到21�4％，第三產業則從12�2％上升到28�6％。但是，由於前述城市化的程序較慢，且我們的第三產業發展中資訊化的程度不夠，不但使得農民進入城市的成本和代價過高，而且也阻礙了管理者和專業技術工作者等“白領”職業比重的提高。

成長，或有待突破的困境（3）

（3）職業結構的分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而職業分化又必然會導致不同職業群體的收入和聲望等方面的經濟與社會差異，這是產生中間階層的重要途徑。我們已經看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原有的職業結構也發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一系列的與中等收入群體或中間階層相關的職業應運而生，如獨立執業的建築師、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