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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

說到此處，宋彪頗為嚴肅的再強調道：“特殊的制度正是我們的優勢之所在，我們回顧過去，在唐紹儀內閣時期，我們就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制度，正是在這個制度的基礎上，張康年做為那個時期的財政大臣才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貢獻，幾乎是奠定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財政根基。張康年那個時期是很風光的，人人稱讚他了不得，可當我們仔細的分析原因，更多的功勞還是制度本身的優勢。我不認為現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完全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我們還是應該繼續努力，首先要保證制度的優勢，而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又取決於我們的思想，所以，回顧過去的三十年，我們會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完全正確和錯誤，每一種社會思想和主義都有它的優點及缺點，而我們就要站在一個非常高的高度去綜合的衡量利弊。”

陳瑾是個極其聰明的人，心裡明白宋彪皇帝這番話的用意之所在。現在有機會競選下一屆首相的人很多，他就是其中一位，如果他想要贏得選舉。就必須首先站在一位帝國總理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思考中國的未來。

制度取決於主義，而中國的主義是極其複雜的，其根本還是光復思想。只要有利於民族的強大和光復，那就是有利之事。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並不急於答話。只是不停的默默點頭認可。

說一句真心話，宋彪非常欣賞陳瑾的才幹，如果能給陳瑾一個好的根基，陳瑾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對於帝國所能起到的推動作用，能為帝國帶來的國家利益將不低於當年被稱之為“功在千秋”的張康年。

人們總是說張康年的十年財政大臣任期取得的成就是“功在千秋”，今時今日。在中蘇、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就能看出來，如果沒有張康年當年留下的四大信託公司和規模龐大的中央政府投資性資產，帝國今日如何能有這樣雄厚的根基？

所以說，一個好的財政大臣很重要。

在同陳瑾的談話中，宋彪同時開啟了兩個話題。一個是英德美三國對帝國的不同特徵的威脅；二是帝國政經主導思想、主義和制度同英美德蘇的不同之處。

陳瑾很聰明，他知道皇帝所說的這兩個話題實際上是一個話題。

在帝國的視野中，蘇德的兩種左右極端主義對帝國確實存在很大的威脅，但不像英美那樣緊張，蘇德英美對帝國的威脅程度，實際上都是差不多了。

帝國無所謂左，也無所謂右，只要有利於帝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光復，那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可以用的，考慮到皇帝正在推進新的思想整合和黨派整合，陳瑾有一種預感，他感覺中華帝國的主流政治思想在這段時間，在這幾年裡就可能將會逐漸成形，在不斷吸收外國思想，不斷整理傳統國學思潮的基礎上，帝國大致就將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思想理論。

思想很重要，它指導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也總結了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

對帝國來說，光復主義仍然是最重要的思想，但它還不夠好，還不能滿足帝國想要成為世界霸主的需求。

對於這樣的話題，原則上應該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宋彪皇帝也不適合談論的太多，他轉而回到現實的問題上，指了指陳瑾手中的那份財政報告，吩咐道：“回去之後在內閣和軍部中做一次較為深入的聯合討論，我的意見很簡單，這兩年是不是應該調整，或者休整一段時間，打好七五的基礎。現在，綜合各種情況來看，我國更應該尋求超脫各種地區糾紛的限制，保證有更好的機會審視整個國際世界的新發展。我想，簡單的說，我們需要作壁上觀，而不是推行更為激進的政策，以保證中央政府和軍部能有足夠的時間應對更困難的挑戰。”

“是的。”

陳瑾答應下來，他已經明白皇帝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