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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衣物裝進一個行李袋隨身攜走，其餘的行李，包括以弗利醫師的名字從北平運來的軍用提箱在內，都不許帶走而只好留在了營區。日軍的目的顯然是在詳細檢查之後再作處理。一兩個星期之後，海軍陸戰隊員的箱子都運到了天津的俘虜營，可箱子內的物品已被翻得亂七八糟。

標著弗利醫師名字的箱子並沒有運到天津的俘虜營交給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給了弗利醫師本人。後來，也就是戰爭結束之後，我才聽弗利醫師說，在他託我儲存的箱子裡，就藏有珍貴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這些，夏皮羅先生，如果需要的話，你可與弗利博士繼續交談。

夏皮羅關掉錄音機，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非常感謝你，戴維斯先生。您提供的情況很有價值，也是我首次聽到。如果您提供的情況在記憶上沒有問題的話，這將意味著‘北京人’化石並沒有送到秦皇島港的瑞士倉庫。”

“化石從來就沒有在瑞士倉庫存放過，我敢保證。”戴維斯堅定地說，“至少在日軍佔領美海軍陸戰隊兵營前是這樣。”

“我很想聽聽弗利醫師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況，也許他掌握的情況更多，更細，更令人感興趣。”夏皮羅有些歉意地說。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況要多得多。我現在就去叫他。”戴維斯說著走出了小屋。

大約兩分鐘後，弗利博士出現了。他一走進小屋，便連連道歉說，“很抱歉，夏皮羅博士，讓您久等了。”

弗利順手拉過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羅的對面，以徵詢的眼光望著夏皮羅說：“夏皮羅先生，您想讓我談哪一段情況？”

“就從你參與轉運‘北京人’化石開始講起吧。”夏皮羅重新開啟了錄音機。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卻是一副沉思狀。他停了片刻，便開始說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負責這幾隻箱子的。１９４１年深秋，美國駐中國公使館和協和醫學院的官員經過與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國同事反覆商量，決定先把“北京人”化石運到美國保護起來，不知為什麼他們選中了我承擔運送任務。後來我考慮可能因為我曾經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研究員的關係。我那時在中國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務，決定準備隨同美國海軍陸戰隊一起到馬尼拉，然後再從那兒轉道回美國紐約，這可能便成為讓我護送珍貴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適的理由。

記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電話，從天津趕到了他的辦公室。上校告訴我說，北平協和醫學院有一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要運往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護送任務由你承擔，為避免路上產生麻煩，我已告知他們在那批化石運往秦皇島裝船之前，將裝有化石的木箱寫上你的名字。這樣可名正言順地透過海關等關口的檢查。

我問上校，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他點了點頭，說是的，就是那批化石，並一再叮囑我要用心護送，不要出現任何差錯。

從北平回到天津後，我就給秦皇島霍爾庫姆兵營的戴維斯打了電話，告訴他要小心保管。

１２月４日，協和醫學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我於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從天津趕到北平的陸戰隊司令部，目的是讓我看一看裝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狀，以做到心中有數，免得出現差錯。化石停放在兵營後，我看到箱子大約長度為５０英寸、寬２０英寸、高１０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內，然後裝在軍用提箱裡，四周塞滿了棉花、木屑之類的雜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後來這些箱子寫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寫著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寫有上校名字的那個軍用提箱也裝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陸戰隊員的護送下運往秦皇島，我也隨之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