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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家中準備撤離。

後來，戰爭爆發了。就在１２月８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陸戰隊員一樣，被駐天津的日軍松井部隊逮捕，並送進了海軍陸戰隊兵營關押起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左右，日軍知道我是一名軍醫並具有外交人員的性質，就准許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還可以在城內走動走動，但不許出城。這種情形維持了約一個星期左右。在這段時間裡，我收到了從秦皇島霍爾庫姆營地運來的私人衣箱和裝有化石的軍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來這些箱子沒有被開啟過，但當我開啟屬於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時，驚異地發現原裝在箱子中的幾個解剖用的頭骨和一尊佛像已經不翼而飛。這時我又想開啟那幾只裝有“北京人”化石的軍用提箱，可又考慮到這不屬於我檢查的範圍，就取消了這個念頭。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給我而不送給那些在營地的陸戰隊隊員。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軍界的習慣吧。到底日本人打沒開啟過這幾隻箱子？假如開啟了他們又做了些什麼，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勢越來越朝著不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我預感到自己將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別想在短時間內出來。於是，我決定把北平運來的幾隻軍用提箱交給幾個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兩隻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兩隻箱子則交給了我平時最信賴的兩個中國人。

事實不出我的預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並重新送到陸戰隊俘虜營關押起來。大約過了半個月，一天上午我們被突然告知要轉往上海，並馬上起程，於是已成為戰俘的陸戰隊員趕緊收拾行裝，被日本人用卡車送到天津西火車站在那裡候車。記得那天一場罕見的大雪剛過，天時陰時晴，並不斷地飄落著點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風，刀子一樣在臉上劃過。我們在寒風中堆擠在一起，手和腳很快就凍僵了，整個身心都在顫慄。想起以後不知要在殘暴的日本人手裡度過多長時間的戰俘生活，或許這一輩子永遠也回不到家鄉了，甚至連屍骨也運不回美國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發地感到悲哀和絕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淒冷的寒風中竟低聲抽泣起來。正在這時，從北平駛來的火車鳴著長笛呼呼隆隆地進站了。

我們和從北平來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同車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個俘虜營。在那裡我向一同被關押的哈斯特上校報告了寫有我的名字的裝有化石軍用提箱的情況，他聽後沒有說什麼，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喪。一天，我又見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訴我，那寫有他的名字的軍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虜營，這隻箱子裡裝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沒有見到這隻箱子裡到底裝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對這個箱子格外關心。也許是因為受我們的公使館或協和醫學院院長鬍頓先生委託的緣故，每當日軍檢查我們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時，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設法把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矇混過去。

後來，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內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灣另一個戰俘營。在轉移時，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開了所必須經過的例行檢查。至於採取的什麼奇特方法，上校沒有告訴我，當然那時也沒有心思問得太具體。後來，我們以及我們的行李又被轉移到北平附近的豐臺。在那次轉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來，這隻軍用提箱三度避開了日軍的檢查好像是一種奇蹟，但我認為這並不奇怪，因為上校採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這隻歷經風險而保全下來的箱子，最後還是失蹤了。我最後一次見到那隻裝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時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處舊鐵礦，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乳酪馳名於世，可那裡的惡劣氣候也同樣舉世聞名，我們在那裡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國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