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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羅後來撰文說，弗利的這次談話，對他是一次很大的觸動，但有的問題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還是向弗利提出了一個疑問：“弗利先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於你。”

“什麼問題？講吧，不用客氣。”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幾只箱子裝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為什麼你從日本遣返回美國後，沒向美國當局報告這隻箱子的前後情況？”

弗利對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樣，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級，越級報告是不符合軍隊規定的。夏皮羅先生，這您應該知道。”

夏皮羅一時無話可說。

從弗利博士的辦公室出來後，夏皮羅快速返回了自然歷史博物館。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與疑團，立即打電話將費爾塞維斯找來，然後關上門窗，開啟錄音機，請費爾塞維斯和他一起認真聽聽戴維斯和弗利的談話。

隨著錄音帶沙沙地轉動，戴維斯和弗利那從容鎮靜的談話聲便在夏皮羅的辦公室裡順著歲月之河清晰地流動起來。辦公室很靜，四周也很靜，屋裡除了錄音機裡的談話聲，便是兩人的呼吸聲，此外幾乎聽不到任何一點細微的音響。

整整一個小時過去後，費爾塞維斯和夏皮羅才將錄音全部聽完。也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緣故，費爾塞維斯剛剛聽完錄音便對弗利的證詞首先提出了疑問。夏皮羅認為費爾塞維斯所提出的疑問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贊同。兩人又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認為有關“北京人”的問題確實存在不少，但一時又深感迷惑不解。

是的，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有關“北京人”的調查線索到這裡已經出現了迷茫和紊亂。如果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至少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商榷與質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說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裡，然後再裝在軍用提箱裡的。這一方面與夏皮羅之前所瞭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細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圍填上棉花，然後再放入軍用箱內”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與親自裝箱的胡承志所講“北京人”先是裝在小箱子裡，然後再裝在兩個大木箱裡的說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樣包裝的，看起來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這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前提，這個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確定，後面的結論就無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說，是裝在了玻璃罐裡，那很可能這玻璃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別的什麼東西。因為稍有這方面常識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堅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貴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裝到玻璃罐裡的，不但轉運途中極為不便，即使放在陳列館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會裝在玻璃罐內。更何況，“北京人”將由中國轉運至美國，需遠涉重洋，歷經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則是決難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說法，包裝“北京人”化石的是軍用提箱，而不是兩個木箱，而且至少應該是四個軍用提箱；另外還有一隻標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軍用提箱。對此，夏皮羅和費爾塞維斯之前曾訪問過已回美國定居併成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對他們說，包裝“北京人”化石只用了兩隻軍用提箱。而中國的胡承志也對筆者親口說過，包裝“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兩個木箱，而不是什麼軍用提箱，更不是四隻軍用提箱。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會存在這樣一種可能：胡承志親手裝的兩個木箱經博文交到美國公使館或美國海軍陸戰隊後，美國人為了便於攜帶和轉運，又將木箱換成了軍用箱。但從“北京人”化石的性質和數量來看，這“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