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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僱傭兵”，只是最出名、或最敢出名罷了，對他的死，葬身加丹加機場或卡賓達叢林的無名僱用軍人的魂魄，大約只會報以不屑的冷笑。

耄耋之年，他一直執著於他的“後臺”，強調他身後站著法國。可在非洲的僱傭兵時代，哪一個僱傭兵的背後，不站著一個後臺？蘇聯或古巴，法國或美國，葡萄牙或南非，這些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僱傭軍們拿著後臺的武器和酬勞，保持著自己的編制和“獨立性”，因為他們不屑、也沒必要聽命於他們名義上的非洲主人：他們端誰的碗，就服誰的管。

這種獨特的代理人戰爭，和僱傭兵們遊離於非洲同僚的戰法，讓僱傭兵的時代帶有濃厚的騎士時代特徵——個人英雄主義、精英主義和小團體精神，只是長矛換成了FNFAL自動步槍，坐騎換成了豐田“陸地巡洋艦”。對於納德爾和他的同類，非洲或非洲人，只不過是舞臺、龍套、佈景、道具，而對於僱傭兵的後臺而言，武裝到牙齒、威風凜凜的納德爾們，也不過是自己大棋盤上幾顆價廉物美的棋子罷了。

冷戰的結束讓僱傭兵在非洲美好歲月戛然而止：蘇聯解體了，古巴失去了“輸出革命”的熱情，它們的對手也由於競爭壓力的減輕，將向來被認為“費力不討好”的非洲投資一削再削。它們漸漸發現，資本、信貸、關稅、市場、多黨制、私有化，這些武器任選一樣，都比僱傭兵的槍炮更銳利，更高效，用這些“文明”的方法影響和控制非洲國家，遠比讓幾個上不得檯面的僱傭兵搞顛覆和政變更安全、更實惠，於是眾叛親離的薩文比死了，圍繞著哈佈雷和古庫尼的外國人消失了，於是納德爾即使在葛摩也混不下去，幾番掙扎後，只能頹然回到故鄉，在回憶錄和訪談裡炫耀自己“第一僱傭兵”的身段。

如今的非洲依舊有戰亂，但那是非洲人自己的戰爭，對於他們，騎士般高高在上的僱傭兵老爺和他們精良卻脆弱的行頭，遠不如自己部落的同伴，和他們手裡的二手AK、二戰留下的四號或MAS老爺步槍、甚至砍刀和木棍可靠，甚至那些處境不利的反叛組織，也寧可讓毒品刺激下的娃娃兵上陣，也不願花錢請僱傭兵：一來他們出不起“後臺”們的高價，二來僱傭兵擅長的是“一擊致命”，而今天的非洲內戰卻是曠日持久的血肉相搏，請僱傭兵打這樣的戰爭，不啻於讓外科大夫進屠宰場宰豬。

不僅如此，今天的非洲國家已不同往昔，它們的主權意識開始明朗，自主意願開始加強。非盟自己的部隊越來越多出現在非洲各熱點地區維和，而列強的軍事介入，也更多出現在相關政府授權之後，而在1960、1970年代，這往往又是僱傭兵賣命收錢的好時候。今天的非洲仍偶見僱傭兵的身影，如埃塞－厄戰爭中雙方戰鬥機的白人飛行員，但他們的僱主是非洲國家政府，他們是這些政府的僕人，而不再是客人甚至主人，如納德爾之於葛摩。

納德爾死了，作為一個多病的老人，他死於2007年10月13日，但作為一名僱傭軍，他卻死於1995年9月：在那一年他進行了最後一次僱傭軍冒險，率領30名僱傭兵輕車熟路地打進葛摩，結果卻一敗塗地：這不僅因為他的袖珍軍隊被法國兵在一週內全部解除武裝，更因為不論是被他劫持的總統喬哈爾，或被他威脅上臺執政的總理卡比阿，都不再甘做“太上皇”膝下的兒皇帝——他們不但在幾個月後便握手言和，更異口同聲地要求法國“永遠”不要讓納德爾再回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失敗的？即使彈丸小國的“太上皇”寶座，也不再屬於僱傭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