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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府船捐局局長，正式成為劉文輝後方的“聚斂大員”。此後，劉文輝軍旗幟所到之處，凡與聚斂有關的要職，全部集於劉文彩一身。為劉文輝聚斂政治經費和戰爭經費，成為劉文彩此後最主要的工作。

為了給兄弟劉文輝聚斂錢財，用來擴大隊伍和政治交際，劉文彩在斂財方面可謂不遺餘力。據劉德升等人的調查，川南地區存在著150多種名目的稅捐，僅在宜賓收集的稅票和當地人民的控訴，劉德升就知道確實可靠的名目達四十四種，其中有“ji女花捐”、“懶捐”、“鋤頭捐”、“廁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說聞所未聞，故而，宜賓民間有“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的諺語。劉文彩還把多如牛毛的捐稅，用各種形式攤派到普通群眾身上。劉德升等人透過調查暗訪得知，宜賓城裡買一張戲票，就要負擔“娛樂稅”、“印花稅”、“傷兵亡友費”、“警士寒衣捐”、“政教經費”等14種名目的附加稅。劉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國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樣，也大搞田賦“預徵”，根據劉德升等人蒐集的稅票，劉文彩貞地已經向川南農民“預徵”到了1934年的田賦

苛捐雜稅和預徵田賦的搜刮辦法僅僅是一方面，由於劉文彩早年有豐富的經商經驗，所以，他的斂財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之外，還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權勢，經營壟斷投機貿易牟取暴利。…；

劉文彩剛一上任，便出資50000銀元興辦“義和”銀號，而僅僅不到兩年時間，50000元的本錢就翻了好幾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櫃中，到了1924年，“義和”的規模已經極為龐大，本金突破百萬，並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並在重慶、自貢等城市開設分號。經過劉德升仔細認真的調查，他認為劉文彩的“義和”一開始做的是“正經生意”，“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貸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但“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雲的急劇變化，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劉文彩利用“義和”開始不擇手段地撈錢，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機貿易領域。本來是做“正經生意”的劉文彩這時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經過歷時半年多的調查，劉德升等人得知，為了達隱蔽的目的，劉文彩要求：“決定不用‘義和’的招牌，改換若干個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賓為總號，內部統一管理，以便於隱蔽財產，做到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　而且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斂財效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劉文彩硬性規定各商號“只許賺錢，不許虧折”，年利率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規定“囤積不限資金，經營不擇手段”，達成這一“盈利”目標的基本辦法，則是靠買斷貨源來壟斷囤積，譬如設在敘府的“長髮元”商號，把藥材中常用的、大宗的、價平的品種如當歸、天麻、半夏、川芎等，在雲南、川西等地買斷貨源，囤積待價，有時弄得各地藥商只好仰承“長髮元”供應，用這種手段，劉文彩囤積的藥材等土產，牟利最多可達百分之八十。除藥材、山貨之外，劉文彩依靠兄弟的槍桿子和手裡大量的賦稅，壟斷的產業還包括食鹽、棉花、高利貸等。在劉文輝的防區內，幾乎所有賺錢的行業，都能看到劉文彩這隻官商一體的壟斷巨鱷的存在。

劉德升在給經濟調查局的報告中不無悲憤的寫道：“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藥號便不能不垮臺。劉文彩做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但劉德升透過調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