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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萬兩地方稅。循序漸進，這三年裡，缺口每年平均四百萬兩……”

“田賦是地方稅，朝廷稅在工商，比照南方規模，待諸事理順後，十年後可到五千萬。但江南廢了厘金，工商稅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後方可初成，大略達到一千萬規模。一進一出，總括算下來，三年內朝廷要向江南八百萬。”

聽到這個數字，劉興純都牙痛似的抽了口涼氣。

誰都知道江南未來一片光明，僅僅安徽、江蘇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華，足有四千多萬，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後，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廣東，怎麼也能媲美福建，到時英華國入就是上億兩白銀的規模，上億兩啊……這可是不必養地方官地方軍隊，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務的收入，能辦多少大事！？

可惜，這終究是未來之事。

英華一國現在正飛速發展，政府不僅要大辦基建，還要主導投資，國入雖豐，卻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這一仗，還是事先在財政上埋了線，並且舉了兩千萬鉅債。

聖道十年還有幾天就要過了，英華國庫今年實入預計超過六千萬，可為免戰事驟消，相關各業蕭條，國家還得另起工程，轉兵為民。此外軍費國債也得攤償，聖道十一年的中央預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萬兩，還不清楚實際會不會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僅在財稅上暫時得不到好處，還要大量補貼。銀子從哪裡來？舉債？國債在預算裡已快佔了四分之一，不能再舉了，徵新稅？海關、殖民等稅還好說，要是工商和金融稅，那就得跟東西院好好戰一番了。

計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關稅收來補貼江南，這是建立在南北形勢緩和，關稅會有大幅增長的預估下。為了不出意外，八月時還是修訂了明年的預算，從各個渠道攢出了三百萬，在工商和金融稅上也有所增加，東西兩院還發了不少牢騷。

李肆也在微微嘆氣，沒錯，這事涉及到的其實還是英華與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華三年裡為江南作鉅額補貼，他們都不是百分之百樂意。此時英華人，視江南人絕非夷狄，卻怎麼也難完全當作自己人。

也就是這樣的心理，讓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幫人在定下漕賦之策時，並沒有想得太深，更沒料到江南農人的不安、不滿等負面情緒都匯聚到了漕賦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說第二點：“方才說到官府下鄉必須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資本已及江南髓裡，卻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賦。”

“藉著南北大勢，英華資本雖佔了江南，取代了滿清皇商官商，有利於江南民人一面，但因無官府這層皮面，害民一面也顯了出來，尤其是在糧業上，漕賦尤重。”

“我英華資本自龍門入江南，就開始侵蝕滿清漕事，漕運由糧改銀後，糧商更沒了束縛。南洋米商推著糧代深入鄉鎮，把糧價打壓下來。江南糧商借此以低價從糧農手裡收糧，轉運北面獲厚利。每年數百萬石的漕運更是他們眼中的鐵飯碗，糧價每石壓低一分銀，他們就有數萬兩的穩利……”

“江南米價近於一體，城鎮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糧農卻怨聲載道。江南跟兩廣福建不同，兩廣福建務農者最多佔一半，一半里種糧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戶裡，務農者十之七八，種糧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滿清官府在糧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華糧商和糧代吃下，我英華糧業正重壓著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劉興純和李方膺都同時點頭，這才認識到官府下鄉的重要性。不是說官府下鄉就能解決這問題，而是要解決這問題，就必須有深入鄉鎮的官府。透過基層官府獲得更迅速更準確的民情，透過基層官府管控糧商以各種不當手段得利，沒有基層官府，朝廷在糧業上的各種調控法令也難以執行。

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