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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幹。

他性格的另一箇中心是“‘破’字當頭”，他說對中國“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而且“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宇宙之毀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即使是現在，他也說過意思一模一樣的話。也就是說，年僅24歲的他就已經用清晰的語言闡述了他漫長一生信守的人生觀。當然，在1918年，這些話只是說說而已。儘管他不是一個等閒之輩，有人評價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但他沒有顯示出領袖天分。在學校裡看不出他有號召力。當他發出徵友啟事，張貼在長沙部分學校時，應召的只有幾個。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時，他雖然活躍，選出的總幹事卻不是他。

那時的他要找份象樣的工作都很困難。1918年6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許多年輕人嚮往出國學習。象他這樣家裡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勤工儉學。那時的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正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他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他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只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他也曾想去俄國，但他怎麼也發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都笑話他，他就生氣了。結果，他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四百一十六）財政部長的新座駕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有一段時間，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他感到受了冷落，並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長沙。他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和不滿讓他覺得它跟滿清王朝一樣無能。他開始嘗試尋求更激進的救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他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週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親去世了。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他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他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他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母親死前他對她說，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想讓她給他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他要離開一下。

在母親臨終之際，他首先考慮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顯然了他性格的冷漠無情。對於他的父親，他也沒有什麼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他的父親1920年1月23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面。但他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他喜歡激進的活動，這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並將決定他的一生命運。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驅逐軍閥張敬堯和唐天喜的戰爭中，他就組織學生親自參加。在這場戰爭結束後，他曾隨學生代表團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他由互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黎壽昌。

就在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一個人。這個人是中國情報部門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觀察了他很久，這個人當時在籌組“資訊收集處”，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學加入，他欣然同意了，並開始為這個秘密的情報組織工作。

他所在的這個組織涉及範圍很廣，並不僅僅侷限在國內。蘇維埃俄國由於和中國直接接壤，更是這個組織關注的物件，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