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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紅色蠟燭、繫有紅色桌圍的大方桌上擺設著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前行過大禮，再向新教書先生叩頭跪拜。因之我進新式學校也較遲，還是屢向母親提出要求，拖延好久才取得大哥的同意，並作了從小學高一念起不許中途跳級，要循序而漸進的規定。頭兩年上學都有堂弟的老家人陪送，中午持飯折去一家指定的飯鋪吃一餐，自己身上不許帶有零錢。調皮的堂弟深感不自由。想起有一次我初中畢業的小哥哥，同朋友在外玩，深夜方歸，事前沒跟家裡人講過。大哥問他去哪兒了，他不直說，撒了個謊，說去看戲了，經大哥一問，問出了漏洞，他轉不過彎來，死不承認。大哥因而生氣，怕他在外交上不好的朋友，遂手執雞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親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說清楚，否則按家法從事，要替父親教訓他。後來經母親從旁一再勸導，他才說出原來是同一個朋友到彈子房打檯球去了。當時真把我嚇得膽戰心驚，深深感到大哥這位長兄的嚴厲一面。

大哥喜愛京戲，自從春熙路新建了個春熙大舞臺（據說是鳳祥銀樓的老闆投資興辦的，他就常去那兒看京戲，家裡還備有一把京胡放著。有時我們也常跟著他去看戲，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遺囑上還說過生日那天特別請全家人去看戲。我還記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會新民電影院看電影，片名《馬介甫》，是據聊齋上故事改編的。我們坐的是樓上正廳包廂第一排，我剛拔過牙，把頭枕在他大腿上橫躺在椅上，從欄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著了，流出一灘口水溼了他的衣衫。他也沒怪我。他從上海回來也給我買了一雙黃色生膠底的皮鞋，後來還替我跟堂弟一樣做了一套西裝，去吃一家親戚的喜酒。這使我感到他做長兄的仁愛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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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中的大哥（4）

從上海回來後又曾跟親友合夥開辦過一家書店，取名啟明書店，專賣當時上海一些新書店出版的新小說。最初設在昌福館內，好像就在原陳鬱庵辦的華陽書報處原址，後改遷到祠堂街離少城公園不遠的一處街面房。祠堂街那時有好幾家書店。堂兄七哥擔任經理，沒開設兩年就關閉了，我家因而分得不少書，而這些書在三十年代前期白色恐怖下不少都變成禁書，怕惹禍，我母親不止一次地命我們燒燬了不少，那時大哥已經去世了。

四哥在回憶大哥的文章裡曾分析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依舊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漸變成一個兩重人格的人。”還說：“我從法國回來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我們談了別後的許多事情，談到三姐的慘死、談到二叔的死，談到家庭間的種種怪現象。我們弟兄的友愛並沒有減少，但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他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了。”我幻想要是大哥不那麼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不那麼顧全紳士家庭的面子和架子，逐步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緊縮開支，特別是大分家以後，從老公館搬出來，獨自一房過活開始，量入為出，不再去敷衍別人，遷就別人，即使經濟上遇到那災難（指銀行倒閉），也還是有法子可想，仍然可以活下去，窮一點苦一點又有什麼關係，頂多跟有錢的親戚少往來一些就是了。他死後我們不照樣活了下來。根本用不著去維護那虛偽的舊禮教的那一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