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4/4頁)

發掘出來的最成功的範例。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輕鬆。從秉賦上說，浩然確屬天資卓奇的文學人材。但是，在站穩腳跟之前，他仍然經歷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關鍵的一年。是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戶紙被捅破，從此，他登上文壇，並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經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餘本，在出書極為不易的當時，可謂成就斐然。

1964《豔陽天》（2）

此時浩然作品以語言清新、敘事流暢、人物鮮活、富於泥土味，為人稱道。但是，很大的影響卻談不上。他早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打算，《豔陽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幾年前都曾試寫，但寫不下去，半途而廢。“一氣寫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來個短篇小說集”（鄭實採寫：《浩然口述自傳》）的情況下，無論從創作的格局，還是在文壇的影響來說，浩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所突破。對他來說，突破的難度，主要在於精神力不夠。他的寫作才華，出類拔萃，然而文學這一事物，比到最後，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養，離不開多讀善思，其中多讀又是基礎，杜甫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多讀未必善思，兩腳書櫥也有的是，但是肚內空空卻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聞所未聞。浩然小時候受制於生活條件，讀書不多；成年後為了早點在文壇出人頭地，也是練習寫作的時間多，潛心讀書的時間少。這當然並不能怪他，像他這樣的“工農兵作者”，成功路上實在充滿艱辛。不過，當他意欲更上一層樓時，精神資源單薄的確是擺在面前的一道現實障礙。

那麼，他是怎樣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長篇小說《豔陽天》的創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編劇幹部進修班座談會”上做報告，題為《生活與創作》，其中一段講到《豔陽天》的由來：

我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豔陽天》以前，寫了將近一百個短篇，應當說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說幾乎全部作品都是寫一般的新人新事的。從拿起筆來一直到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這樣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從主觀上說，我要很好地配合黨的政治運動，想使自己的筆能夠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怎樣服務，怎麼能夠更好地配合政治運動，或者說怎麼樣寫好新人新事，我確實是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為什麼呢？生活不熟悉嗎？自己認為還是比較熟悉的。過去長期地工作在基層，以後也沒有間斷跟生活的聯絡。主要問題是因為我沒有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生活、認識世界。所以儘管承認生活是源泉，卻沒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質和主流的東西。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毛主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自己才恍然大悟，開始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生活、認識世界，寫了《豔陽天》。相對地講，這部小說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質和主流的東西，使自己對生活的深入進了一步，在創作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解放軍文藝社《學習資料》，1972年第2期》

浩然這席話，與我們業已瞭解的他的實際相吻合，實事求是，發自肺腑，並非某種場合下的政治做秀。

浩然確實寫了近百篇短篇而沒有大的突破，確實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複，所謂“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但是這條路子卻越走越窄”。連癥結他也分析到了，並非對生活不熟悉，並非脫離農村實際，關鍵就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們剛才的表述，個人精神資源單薄。

還有一點他也講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頸裡已經堵了6年，苦於徘徊，是毛澤東在八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