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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小團圓》時，已經讀過《今生今世》的張愛玲，是有一個“對手”在的，她要在文字中顛覆的，是胡蘭成筆下的民國女子；而現實中，她也得為《小團圓》可能被胡蘭成利用來“炒作”擔憂；更進一步，由於胡蘭成的特殊身份，她還必須顧慮此書推出後可能產生的不良政治影響。凡此種種，皆成《小團圓》一改再改、遲遲不能推出的重要原因。

有評論家稱，《小團圓》的出版會讓研究張愛玲的人大為頭痛：此前關於她的許多描述和定論將不得不被改寫。而張愛玲最終選擇以“小說”的形式來對自我進行建構，又為她最大膽直白的一次“私語”，加上了一層面紗。

即使一再推遲出版時間，直至書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自己都已離世，《小團圓》還是免不了備受爭議的命運。據說，吳小如讀此書後稱其太“不堪”，便是書中的苟樺——被認為影射柯靈，在張愛玲的筆下，曾有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舉動。吳小如認為這種描寫與史實不合，足見作者之“無聊”（袁良駿《吳小如先生談&lt；小團圓&gt；》，《中華讀書報》2009年6月17日）。

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小團圓》解讀方式——把它當作張愛玲的自傳來讀。既是自傳，當然其中人物可與現實中人物一一對應，也因此產生對張愛玲自我敘述中“真假”成分的爭論。然而《小團圓》的自我定位卻模糊得多，這種刻意的“模糊效果”在它的第一批讀者身上就產生了效果。根據張愛玲和宋淇夫婦、李歐梵等人的通訊，可以看出，這部小說的第一批讀者顯然也是將它當作“自傳”來讀的。所以宋淇才會在信中勸說張愛玲將男主角的身份改為“double　agent”（雙重間諜），而且還要死於非命，這樣一來，胡蘭成才無話可說。所幸張愛玲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因為這想法實在有些幼稚，即使照此方案進行大改，讀者還是會從小說中找出無數條例證來證明男主角是胡蘭成，而“九莉”便是張愛玲自己，原因便是張愛玲自己在書中毫無忌憚地留下了大量證據。熟悉張愛玲的讀者可以將《小團圓》與她的《私語》、《對照記》等少數談到自己身世的作品對照著讀，很容易得出這本書是張愛玲自我寫照的結論。《小團圓》中有不少細節，九莉的父親如何在家中兜著圈子背誦古詩文、九莉祖父祖母的故事、後母來家之後將她的舊衣服給九莉穿……和《對照記》中的內容一摸一樣，甚至連使用的文字都相當接近。如寫到自己的祖父母，在《小團圓》中是“她愛他們。他們不干涉她，只靜靜的躺在她血液裡，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而在《對照記》中，則是“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正因如此，《小團圓》的讀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它當作張愛玲的自傳來看，誰能說《對照記》寫得不是張愛玲自己的歷史呢？

2009《小團圓》（2）

但若真將《小團圓》當作自傳來讀，卻是有問題的，這倒彷彿是張愛玲佈下的一個陷阱。在自傳和自傳體小說之間，顯然存在著某些根本性的差異。正如勒熱訥在《自傳契約》中反覆強調的，自傳之所以成其為自傳，是因為這是“一種‘信用’體裁。因此，自傳作者在文字伊始便努力用辯白、解釋、先決條件、意圖宣告來建立一種‘自傳契約’”。（勒熱訥《自傳契約》，第14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在將自傳和其他一系列文學體裁進行對比後，勒熱訥指出自傳和自傳體小說最大的區別在於作者、敘述者和主人公是否是同一的。自傳體小說顯然只能滿足其中的一部分，即作者和敘述者的同一，而我們卻無法說《小團圓》之的“九莉”這一主人公和敘述者是同一的，不管她們之間的距離有多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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