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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爾身上，我們看到一種型別的浪漫主義者，至少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英雄人物，是阿諾德（2）　筆下飄遊的“瘋子”的20 世紀後裔。歸家的退伍軍人霍拉斯·本博則是又一種型別的浪漫主義者。福克納採用先前幾個人物，包括埃爾默·霍奇的素材，把霍拉斯寫成既是騎士、情人，又是吹毛求疵的唯美主義者。霍拉斯彼稱為“詩人”，從事的藝術全部是替代和淨化。巴亞爾在戰爭中駕駛戰鬥機，回家時帶著對亡弟的懷念；霍拉斯在青年會管食堂，回家時帶了一套吹玻璃工具，獨力製造了一隻“幾乎盡善盡美的晶瑩的琥珀花瓶”，“一直放在床頭櫃上”，用姐妹的名字呼喚它，稱它為“你這個未受糟蹋的靜的新娘”。

如果說在道生·費爾柴爾德說的“每晚抱著《十日談》上床的陽萎不舉的男人”

身上看到替代，在霍拉斯的創作中看到淨化，那麼霍拉斯的那句話讓我們窺見福克納在替代和淨化二者之間體會到的聯絡。福克納寫完《墳墓裡的旗幟》後不久，便開始另一部小說。後來介紹這部小說和他的生活的關係時用的詞，同霍拉斯的花瓶與靜為新娘相呼應。不過，寫《旗幟》時，作者同巴亞爾和霍拉斯保持一定距離尚不稱難，難在把兩人的故事串連得令人滿意。有時，同一個道理重複了又重複；有時則似乎在同一瞬間向四面八方岔開去。儘管有缺點，它還是不應受到當時的那種冷遇。它到底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小說，比大多數評論家所形容的要精彩百倍。對這部小說最早的攻擊出自霍拉斯·利弗賴特，不幸也成為日後的讖語。福克納繼續寫小說，把這一體裁越撐越大，把不同敘述線條併到一起，成為一個更大整體的區域性。

《旗幟》中的人物以後還出現在福克納筆下最刻薄的《聖殿》和最浪漫的《未被征服者》如此大相徑庭的小說中。

具有咄咄逼人的巨大想象力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強烈的互補作用。但是在約克那帕塔法世系中看到的，顯然是他的想象力的最高造詣，具明顯的互補作用，從而產生一個蘊蓄的結構。三件相互有關的事——福克納對馬爾科姆·考利編輯《袖珍本福克納選集》的創議表示熱心；福克納立即把《袖珍本》看作“我這一偽造州郡的金書”；以及這個設想對彰顯福克納的偉大所起的特殊作用——說明，自《墳墓裡的旗幟》開始的各種長短篇都有一個明顯特徵，即兼有整體的和區域性的邏輯，整體邏輯和其中包含的相互作用，既複雜又豐富。福克納的小說同任何有關南方歷史或南方社會的思想或理論不相干，他的寫作方法既不是歷史的也不是社會學的。因此，把約克那帕塔法世系視為歷史或社會學作品，顯然是大錯特錯。在內涵上，它“不止”是南方歷史或社會的縮影；在直接應用上，則不足以成為南方歷史或社會的縮影。

這些錯覺其實有深遠含義，因為由此可見福克納的創作給人的兩種相反的感覺是如何取得平衡的：一方面，它塑造一個想象出未的王國，另一方面，它取材於一個自己從不認同為家鄉的世界。甚至在讀者、評論家和鄰居追究根源，尋找原型、把考證當作生意經之前，作品中已含有他所尋求並保持的那種平衡。回憶老上校的情節時，他採用蒂帕郡裡普利鎮的風景、歷史和人口統計。回憶小上校的情景時，他採用拉斐特郡牛津鎮的。這一切用來十分自由，因為歸根結蒂，他恪守的不是事實，而是安德森稱之為“經想象把玩的生活事實”。他把它們揉合，增刪、修改、賦以新貌，從頁創造了一個具有獨特面貌和歷史過程的世界。

在《亞伯拉罕神父》和《墳墓裡的旗幟》中，福克納成了本家族和本地區的傳說和神話的歌手，這些傳說和神話是他的血肉的一部分，因此根本不意識到自己在借用。當週圍的人不批准他歌唱、拒絕聽他歌唱時，同家鄉原先已夠緊張的關係益發緊張了。雖未能吸引聽眾，思想上的迴歸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