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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藝術而後驅逐藝術家）。1994年春，我窗戶對街的大牆畫上了迪斯尼卡通廣告，那隻大白兔造型日後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超級勢力，輕易打敗了樓內全體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

地皮早就圈了出去，輪到我們的節目只是掃地出門——我的耳目太遲鈍了。

入秋的一天，兩位男子敲門進屋，西裝筆挺，不就座，站著，遞過一份“市府開發四十二街計劃”知會，附表是長串動遷檔案，內有本樓房號和租戶名單，我的名字赫然在目。“下一步我們會及時通知，任何問題請來電話，勞駕，隔壁幾位今天進來沒有？”名牌風衣、領帶、皮鞋，男用香水味隱隱襲來，頭髮朝後梳得一絲不苟。留下名片後他們離去，轉身的動作瀟灑而幹練，不愧大公司僱員有恃無恐的氣派。此後幾天這兩件簇新的淺亮色風衣在老舊的樓層內飄蕩，尋訪每道門背後的租戶（許多藝術家在外兼職，並不天天來的）。

工作如常。傳說怎麼也得拖到來年春天。不過很快藝術家們就行動起來。冬初，我被叫到六樓一位來自義大利的女畫家畫室中開會。那是全樓二十多位同行頭一遭會齊，彼此通了姓名，大家看向一位衣履光鮮面色紅潤的禿頭男子。他用坐慣皮沙發的姿勢靠在一張鐵椅子上，胖手團握，言語清晰，說一句話就目光炯炯環顧眾人。他是老牌律師雷康，他說，案子他接了，同時上告市府和所謂整建計劃辦公室罔顧人權欺負藝術家，上策爭取不遷，下策要求賠償。輸，他免費效勞；贏，每人賠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著商量具體措施。群情激奮。我只能聽懂小半，兼以遇到開會我就神志渙散，思想眼睛同時開小差：義大利女畫家專畫歐美大幅地圖，她長得像個吉卜賽人，烏眉黑髮，赤腳，腳趾上又是顏料又是趾蔻。瘦高個招集人名叫克里斯蒂，據說是音樂家，又是觀念藝術家，藍眼睛露著憂鬱、嘲諷的神色，講話慢條斯理。大半來者早就面善，在這樣的場合，言談之下情同難友。散會時大部分來者在公訴合約上簽字，圍著救星兼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樓道里談了很久，話題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個畫廊的哪期展覽——災難臨頭的藝術家。那位吉卜賽女畫家趿一雙用大紅繩子編結的南歐涼鞋，在人叢中無緣無故地尖笑。

此後幾個月郵件不斷，一類是整建辦公室提供的畫室出租資料，曼哈頓各地段都有，租金貴多了。另一類是雷康辦公室的訴訟報告，並迅即來人登記各位同行的畫室私產以便報備索賠。兩件風衣又來過幾回，詢問（明明是催逼）另租畫室的意願。顯然所有人厭惡這一對活寶，不久，頭兒親自出馬：一位伶牙俐齒的時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著是飛快的唱歌般的開場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親也是畫家，當然，你們有律師，好啊，非常好！我們談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畫作誠懇讚美，叫人很難不相信她。我笑著提到那兩位噴香的男人。“噢！可憐的孩子。我簡直頭疼！但是聽著：你難道願意繼續這種狀況？”我問什麼狀況（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嗎？“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兒園阿姨那樣舉起食指左右搖晃，每個指端塗著巧克力色的高階指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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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的畫室（4）

進入1995年，我們至少開過六七次會。我心裡早已認命。我不是美國人，不像他們從小知道為自己的權利同任何勢力爭。我一路跟著大家，差不多隻為嚴重的事端總是有點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體藝術家出現在下城聯邦法庭。我遲到，推開某號法庭邊門，一眼看見233號樓全體藝術家坐在這種地方，恍如目擊一段電影情節。法官的老臉總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輪我們失敗了，記得我隔壁的兩位阿根廷畫家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