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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二人推心置腹，深入交流藝術見解。劉先生的言行舉止及藝術理念，對馬連良的藝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馬連良是回民，從不在漢民朋友家中吃飯，而在劉家卻是例外。劉寶全一生不動菸酒，不吃對嗓子不好、刺激性大、容易上火生痰的東西，最愛吃老米飯青菜，有時吃兩塊窩頭，從來不吃豬肉。他說豬肉生痰，壞嗓子。偶爾買一次牛肉，燉了湯，用湯燴菠菜吃，也不吃肉。睡前還要在口中含一片梨，不嚥下去，第二天清早再吐出來，雪白的梨片變成了黑紅色，他說這就把嗓子裡的痰和火吸出來了。

為了幫助馬連良這位他非常器重的青年演員不斷上進，劉先生總是把自己藝術的經驗不厭其煩、毫無保留地介紹給馬連良。譬如，他告訴馬連良唱戲不要一齣戲一個調門，剛開始可以唱得低一些，先把嗓子遛開，然後，中間再長一點，仍不要滿宮滿調。到了最後，嗓音也遛開了，氣息也順暢了，再把調門長到最高的水準。這樣，既可使嗓音勝任繁重的唱功，又給觀眾一種越唱越有勁的感覺，這些追求藝術的執著精神和嚴謹的創新態度，無一不對馬連良今後的藝術道路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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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樹一幟（5）

在京滬之間不斷往來的演出期間，馬連良結識了對他演藝生活有畢生影響的第一個文人——邵飄萍。邵本人時任《京報》主編。曾為晚清秀才，因在杭州辦《漢民日報》抨擊時政，為袁世凱政府通緝，東渡日本流亡。1918年創辦《京報》，在創刊詞中寫到“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他曾說：“這些軍閥，設計害民，搗亂世界，我偏要撕破他們的畫皮。”所以他走到哪裡，偵緝隊就跟到哪裡。邵本人十分喜愛馬連良的劇藝，並在報上撰文，竭盡鼓勵之能事，邵的觀點對馬連良有很大的啟發。邵認為，其一，藝術要有個性，走自己本身條件與藝術相互匹配的路，不要怕所謂“正統”勢力的批評與指責；其二，伶人演戲不只是為了穿衣吃飯娛樂大眾，更兼有高臺教化之責任，讓普羅大眾懂得“抑惡揚善”的道理，看戲是最簡單的辦法；其三，伶人不是矮人一等的賤民，是應受人尊敬的藝術家。中國的伶人若要不被別人看不起，首先要自尊自強，用藝術和德行征服舊勢力。

邵飄萍對正在成長和發展中的馬連良來說，無疑起到了鼓舞和促進的作用。他時常與馬見面，不斷地向馬介紹各種藝術門類，以提高馬連良的藝術修養；解釋詩詞歌賦，以提高馬連良的文化素質。使馬連良眼界大開，藝術的視野越發寬廣。邵飄萍勉勵他要多演能發揮其唱、念、做兼擅的戲，走自己的路。在有人對馬連良之京劇藝術改革頗有微詞之時，邵先生在《京報》上發表文章，為馬撐腰。並題寫“鬚生泰斗，獨樹一幟”於報端，使馬連良大為感動，視邵為良師益友。時值民國初期，民主思想漸起，文人士大夫走下“神壇”，與伶人交友，對伶人境界與品位的提高起了極大的作用。邵先生對馬連良的幫助，無異於齊如山之於梅蘭芳、羅癭公之於程硯秋。

在馬連良與邵飄萍的頻繁接觸時期，北京偵緝隊長馬玉林是個生活中的“朱光祖”，多次與馬連良打過招呼，讓馬連良少與邵往來，言明邵有“革命黨”之嫌。馬連良卻以為邵先生是少有的好人，為人正派，讓他懂得了許多演戲和做人的道理，為什麼不能和他往來？

軍閥張宗昌對邵飄萍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邵本人日常工作非常忙，日間總在外面交際應酬，有時還造訪妓院，因為有許多官場中人在“八大胡同”中飲酒取樂，在談笑之中可以探得不少政治訊息，作為揭露他們的新聞。他警惕性也較高，夜晚多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或蘇聯使館避居，不冒然外出。後因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回去，終於在家中被捕。1926年4月24日，張宗昌命其鷹犬王琦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