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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止住了沸騰的人聲，說出了第二策，官吏一體。

眾人都不吱聲了，他們一時沒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員自然都是想當官的，但李肆這一招，實際等於是取消了吏員的生存空間，要讓他們走到前臺來。結合剛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謂官員擴容若干倍，實際是把所有吏員兜了進來。若是吏員都按官員來要求，諸如迴避、監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員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員身上，他們擔心，這一策既得不到讀書人的支援，也得不到吏員的支援。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這一點李肆很堅決，表明即使兩邊都不支援，他也要強行推動。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當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種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這話也點出了官員還是有區別的，這也就是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別，但不同的是，絕大多數人都將是事務官，政務官的員額會很珍稀。

有人還是不理解，說民人各安其份，這天下就和樂融融，何須要那麼多做事的？又有什麼事可做？

有什麼事可做……這就是儒法之國的根基，絕不願多事。因為他們要讓社會僵化，因為儒法之國的官，真正要乾的就是四件事：收賦稅、興教化、斷刑罰、安鄉境。但歸結到底，後三件事也是為第一件事服務，而且是為朝廷收賦稅。

從本質上說，官僚集權**時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的稅務代理人。在這個基礎上，他自然沒有主動意願去提供“公共服務”，僅僅只是為了穩定稅源，才必須提供一些最基礎的公共服務，例如治安、救災防災和穩定人心，以及為中央輸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匯聚了全國的財稅，提供的公共服務就只限於治理大規模的動亂和災害，以及抵禦外敵入侵。說起來，最初封建制向郡縣制演變，至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治河和救災。

要向近現代國家轉變，關鍵不止在政治上層的權力中樞是什麼面目，還要看基層政權是如何構建的。將公共服務細化，推進到社會各個層面，這才是近現代國家的根基。而這個過程，在歐洲也是伴隨著工業**逐步完成的。李肆為什麼說還堪堪差一線，就是他治下的廣東，還只有一絲萌芽，並未演進到那一步，這時候就需要他這個“英明領袖”來拔苗助長了。

從另一個方面看，政權深入到基層後，社會的組織能力也將更上一個臺階，資源的利用效率，內部的堅韌度將是古代國家難以匹敵的。

要推動官府下鄉，就必須將現有的官吏體系打破，在這方面，吏員世家雖然有了上升空間，但少了灰色地帶，要直接擔責，並不會完全當作好事看，讀書人自然更是反對，他們讀聖賢書，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員那樣當牛馬的。李肆雖然還有牌，卻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這事他就得抱定有艱難險阻也得幹下去的鐵心腸。

而眾人下意識地想著，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這就是儒法治國理念的延續。

李肆要丟下鄉的官員，甚至連帶原本的州縣乃至中樞官員，本質上都會有所改變，就如他所說的那樣，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設立的公所為例，都是些什麼官？驛正，負責民驛傳遞。學正，負責蒙學建設和管理，以及普及識字等基礎教育。醫正，管基層醫療，巡檢，管治安緝捕，法正，管法律宣傳和“公告”，類似以後的檢察官。還有聽起來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實際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傳下達，包括朝廷和上級政令的講解，本地民情聯絡和上呈，一是戶籍登記，一是監察其他官員。此外還有農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