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一下商籍的問題。

這個本來不想多說了,因為商籍這種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看到很多人一直拿“商人是賤籍”說事,不得不在此普及一下。

首先,時代是進步的。

“士農工商”是先秦時期管子提出的理念。

原文是“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很顯然,這裡的“士農工商”是並列的。

還是國之柱石。

後來,包含的階層逐漸演變,但也多用來代指天下之民。

到了明清時候,已經過去千年。

而這時候的戶籍制度,也並非是“士農工商”這麼簡單。

具體我就不說了,只說一點。

那就是明朝無商籍,清朝也只有一些鹽商為了科舉附了商籍。

可能有人覺得不符合“固有認知”。

然而,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很多。

就好比你和人說《大明律》裡的條款,但他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這樣樸素的法制觀念,大概還停留在上古時期吧?

還有說起進士的年齡,很多人不看朝代。

只會提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可這是唐朝的詩啊!

這其中的代際差異之大,我簡直無法形容。

還不能說完全不對,只能說在某種程度上,思想被固化在某個歷史階段了。

用現在話來說,就是沒能與時俱進。

現在再說回本書裡,薛家的定位。

原著明白寫著“仕宦名家”,我也用我的解讀儘量為大家還原了。

就算不接受也行,可若真有很多人以為有的“低賤的商籍”,這種大家族會被編入?

但凡薛家的人腦子正常,也不會改成賤籍吧?

護官符上的“金陵四大家族”,是本省公認的。

顯然頂多只是開始衰落,還沒倒臺呢!

我知道,說到這裡肯定還是會有人和我槓,

就像我說原著裡,薛寶釵管薛姨媽叫“媽”。

有人說原著的叫法也不符合古意。

那我只能說,您是比紅樓作者懂古人的。

“商籍”的結論說完了,那就是:

在明清時期,相當於沒有商籍這回事。

現在再說說“士農工商”的問題。

對於“士農工商”,我的觀點是:

封建社會的階級,不能簡單的套用“士農工商”。

而是該【用辯證的方式,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很多時候,很多事都可以找規律。

但規律不是一成不變的鐵律。

“士農工商”無論是定義,還是包含的階層。

在千百年來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

比如商人,肯定有小商小販路邊攤,他們絕大多時期地位都很低。

但也有皇商,是皇帝的近臣。

帶個“皇”字,那他的地位就會隨著皇權而變。

一般來說都是不遜勳貴的存在。

除非讀書人,開始掌握話語權。

當讀書人開始掌握話語權,那麼不止皇商,勳貴的地位也會有所下降。

因為讀書人要的是相權,是和皇權是對立的存在。

但讀書人在每個朝代的不同時段,地位也是不同的。

比如明朝。

洪武和永樂都殺了不少讀書人,可見讀書人也就那麼回事。

反而當時依附皇權存在的權貴,地位就極高。

永樂開始組建內閣,當時也只是提供施政建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