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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是周家的一個“福人”。但魯老太太感慨地說：“其實他們兄弟，都生長在多災多難的周家，誰也沒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個比他大4歲，而且聰明能幹又負責的哥哥，家裡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擔了。”

魯瑞說，周作人“從幼小時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顧，養成了他的依賴性，事事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的心裡，家裡的事都要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他比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隨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時又稱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賄賂案發被光緒皇帝欽判了斬監候、羈押在杭州府獄裡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個叫花牌樓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樓裡邊”，“生活夠單調氣悶”。有學者認為，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灣的院子裡有一棵大杏樹，開花的時候，周昨天每天從樹下經過，卻不知道花開了。魯迅因此說周作人“視而不見”，魯迅感慨：“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將被軍閥毆打的群眾，稱作是自己不識相的“碰傷”等等。

周作人有個筆名，叫“鶴生”，典出於日本留學時，蔣抑卮給他起的外號“鶴”，有種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個長達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灣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說：“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淵明，“在30年代，有人稱他是現代的陶淵明，他便高興地引為知己”。

周作人懼內，事事聽從夫人羽太信子。與魯迅反目後，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們的父母從日本接到八道灣來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北平的局勢很不安穩，一遇風吹草動，信子等人就叫傭人把八道灣住宅大門上掛的“周宅”摘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還掛上日本旗。而周作人聽之任之，不加制止。魯迅聽說後，意味深長地說：現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箇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語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約登華山，路上，沈對林說，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長官時，日本人將抗日青年關在北大紅樓，夜半捱打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周作人竟裝痴作聾，視若無睹。沈兼士邊說邊流淚，林語堂不禁感慨，熱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說魯迅極熱，周作人極冷）

周黎庵記載，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9月底，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肅奸，逮捕了許多人。而在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經常到琉璃廠逛舊書鋪，鎮靜自若，一點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情緒。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學生鄧雲鄉曾到周的辦公室請周寫稿子，周當時正準備赴南京應付漢奸訴訟，他對鄧的冒失並不氣惱，只是輕輕地說：“現在不是寫文章的時候，等將來一定給你寫。”

晚年，周作人在談到當年的論敵陳西瀅時，淡然地說：“陳西瀅亦是頗有才氣的人，惟以鄉誼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參加‘女師大’一役，妄費許多才氣，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憶，周作人即使談到激動人心的事或應該深刻反省的事時，也不激動，“仍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談到李大釗去世後掩護李的子女、保護李的文稿之事，他並不激動，“好像在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係的往事”；偶爾談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輕輕地說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