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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轎伕，肩頭肉成阜。數月一來見，吶吶語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顧。隔壁姚氏嫗，土著操杭語。老年苦孤獨，瘦影行踽踽。留得乾女兒，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門，隨意自來去。天時入夏秋，惡疾猛如虎。婉孌楊三姑（三姑娘本姓楊，後被姚家收養），一日歸黃土……”

晚年，周作人再次寫道：“我與花牌樓作別，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總沒有忘記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種文字中，對於夫人，很少言及。至於怎樣與她相識相戀，從未言及。而在周作人與羽太相戀結婚的這段時間，他也沒有留下日記（按：據周自己說，從1906年到1911年，他沒有寫日記。）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對於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於東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為魯迅兄弟在日本時“伍舍”的女傭。1908年4月8日，周作人與羽太初次見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歲的羽太信子為妻。

羽太信子與周作人性格迥異，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這位一生沒有學會中文的日本女人對周作人的一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周作人帶著羽太信子從日本回到紹興老家後，一次為了一點小事，羽太大發脾氣，突然間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來性格懦弱，經此一嚇，從此以後，就極為“懼內”。後來又一次，羽太又因發脾氣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紹興，見到後便不經意地說道，她是老毛病，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好的。果然，過了一會兒，她便自己爬了起來，沒事了。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但周作人卻已經被她調教服帖了。

後來魯迅在北京購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灣。因周母年紀已大，又對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魯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雖無正式工作，但靠翻譯、寫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頗豐。誰料羽太花錢無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經濟危機，信子與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漸激烈起來。周作人雖並不支援信子，但因為懼內，他便一味對信子妥協，換取安寧。後周作人夫婦與魯迅發生矛盾，周作人說：“要天天創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犧牲與兄長的情誼。”

信子對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從不關心家事，對孩子們的哭鬧也置若罔聞。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從於信子，他們的生活差不多已經完全日本化。

梁實秋曾說：“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簡直匪夷所思。”

對於羽太信子，魯迅、周母、周建人、許壽裳等人都評價不高，魯迅甚至用張作霖的統治來形容弟媳對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對於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評價更是很低，認為她是導致自己兩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談談周作人》中曾寫道：魯迅的母親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魯迅母親的照顧很是上心，比如，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儲存的辦法，讓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瑣記》中回憶羽太信子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個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