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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公家，或補貼十分需要經濟補助的同志。”

1961年，沈從文為高等美術院校工藝美術組編訂的一系列教材擬定提綱和參考書目，參加審訂工作，但到教材出版時，他卻連校訂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沈還為南京藝術學院陳之佛、羅叔子編訂的《中國工藝美術史》校閱、修訂，並補充了三分之一的書稿，但出版時，出版社署名沈為校訂人，沈依舊拒絕了。

文革期間，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松枝茂夫準備翻譯沈從文的全部作品，沈怕惹上麻煩，不敢回信。

1979年，荒蕪在《文匯報》發表詩歌《贈沈從文同志》，沈從文知道後，馬上寫信給荒蕪說：“弟以為不發表好些，……年來在國內外得來的讚許，實已超過應得的甚多。懍於孔子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訓，一切讚許不免轉成一種不祥的負擔……世事倏忽多變，持靜守常，在人事風風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煩。……若尚存任何不符現實的奢望，恐隨之而來的將是意外災星，實在招架不住。”

王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的辦公室，他緊張得手足無措，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沈從文致信次子沈虎雛夫婦說：“無論今後萬一出現什麼，你們務必記住一點，即緘默……若不萬分謹慎，出了事故，還莫名其妙。所以務必實事求是，把我看成一個並非什麼大不了人物，事實上應說是個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災星。”

沈從文的研究學者凌宇準備籌辦一次規模宏大的“沈從文國際學術討論會”，沈從文知道後，兩次致信凌宇，堅決要求取消這樣的活動。

晚年，沈從文引起國內外文壇的廣泛關注，然而，越是倍受關注，沈的態度越發地謹慎小心，沈要求他的鳳凰老鄉、吉首大學的青年老師劉一友轉告吉首大學對他感興趣的師生們：“不要研究我，會打爛飯碗的！”就在去世的前幾天，沈還對劉說：“不要宣傳我……要提防有人槍打出頭鳥。”

【棄文】

1948年歲末，周定一到沈從文家看望老師，臨別時，沈臨寫了史孝山的《出師頌》，在條幅的落款處鄭重寫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筆試紙”。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沈從文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臺。多年後，夏衍對李輝談及沈從文被排除的原因，是沈四十年代為《戰國策》雜誌（該雜誌曾宣揚法西斯，創辦該雜誌的西南聯大教授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人被稱為“戰國策派”）寫文章，講三K主義。

在革大學習時，沈從文很少參加集體活動，顯得形隻影單。當別人下棋、聊天、跳舞的時候，沈則走進廚房，和廚師們聊天。他以廚房的一位老師傅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老同志》，卻因為受到許多條條框框的影響，失去了其往日文章的神韻，而且，一直無法發表。他寫信給丁玲求助，依然未能發表。

從“革大”畢業時，沈從文原本可以重新選擇工作，學習小組的組長也告訴他上級希望他繼續從事寫作。沈聽罷很是困惑，他覺得，既然你們都否定我過去的作品，認為我思想有問題，我再寫，也是徒勞無益。最終，他還是選擇回到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

50年代，輔仁大學曾有意聘請沈從文為教授，沈權衡再三，拒絕了；有人建議他寫一些歷史故事，但沈怕自己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和專家學者存在差異，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再次謝絕。沈從文覺得，還是和文物在一起感到溫暖，“它們不僅連線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張兆和在華北“革大”學習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