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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學習，晚上回家後，還要照顧兩個孩子，等孩子入睡後，常常深夜獨坐，聽古典音樂唱片。某晚，馬逢華陪著他聽音樂，他像從夢中醒來似的說：“我這副腦子整個壞了，僵硬了，一點沒有用處。只有當我沉湎在音樂裡面時，才又覺得恢復了想象能力，——有時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在湖南鄉下的時候。我可以聽見小河裡流水的響聲，聞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聽見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滿了創造力。有時候，一個晚上我能寫出很多東西來，第二天再把它們撕掉。”

那晚沈從文給馬逢華看了一首新寫的長詩，馬看後愛不忍釋，覺得撕掉可惜，讓沈交給他保管。沈說：“這樣的東西還有什麼儲存的價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後的文章作品，都得為工農兵服務！”

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的通知：“你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的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燬。”

同年9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參加了大會。會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一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從文回憶：“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

1956年，沈從文萌生了繼續寫作的想法，他在歷史博物館過得並不愉快，沒有固定的辦公桌，沒有經費，沒有助手，每天花兩個小時擠公車上下班，共換八次車，黃昏過馬路還擔心被撞……每次去文物局看新收來的文物，都被館中領導認為是“打小報告”去了，立刻有人來“警告”他：“凡是到局裡反映館中情況的，是‘越級’，這一點要弄清楚，免得犯錯誤。”正巧這時，胡喬木指示《人民日報》副刊向沈從文約稿，沈的散文《天安門前》隨後刊登；接著，周揚又指示《人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請沈出山，沈萌生了迴歸作家隊伍的想法。但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過往的老朋友丁玲、蕭乾、陳夢家等人一個個被揪了出來，沈從文再一次感覺到危機，加上對文物割捨不下的情感，他在寫與不寫之間徘徊良久，最終還是選擇了文物研究。

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

1962年，作協安排沈從文等幾個作家去江西老區，準備讓他們長期住下去，但最終沈從文還是沒有動筆，跑到景德鎮去看陶瓷，並幫著參謀如何改進生產。從此，沈從文徹底不再寫文學作品，除了舊體詩。

沈從文“擱筆”之後，曾經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寫道：“這個人本來如果會走路，即或因故不良於行時，在夢中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常常要想起過去一時健步如飛的情形，且樂於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試圖恢復他的本來。”

林斤瀾有次拉沈從文去參加一個會議，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從文講話，他趕緊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人們為沈從文在文學上的“失蹤”感到不平，沈從文卻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馬。”

在國外演講時，沈從文說：“許多在日本、在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歷史博物館，就等於說他本身已成為歷史，也就是說等於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

沈從文到美國訪問，言談風采大異於其他剛經歷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來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舊時學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捱過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