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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由美返國，在重慶北碚購置了一幢四室一廳的五間居室作為住家。他再次出國時，毅然將該住房捐獻給正處在困難中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老舍的兒子舒乙回憶，抗戰期間，老舍一家就借住在林的這所房子內，而今這裡已經掛上了“老舍舊居”的牌子。

為了響應愛國行動，林語堂將著作所得二萬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銀元法幣存在中國銀行，但抗戰後遭遇通貨膨脹、幣值狂貶，這筆錢形同廢紙。

抗戰期間，林語堂利用自己在美國的影響力，積極宣傳抗日，許多美國民眾發起抵制日貨行動，史密斯大學的女學生髮起不穿日本絲襪運動，羅切斯特書院的數百名女生在禮堂前排隊將自己的絲襪扔進垃圾桶，男生們則宣稱，不與穿絲襪的女生跳舞。

林語堂經常撰文宣傳抗日，指出日本的困境，並指責美國兩面手法，不願援助中國，反而賣廢鐵、汽油等物資給日本，間接協助危害中國。幾十年後，林語堂憶及抗戰時的情形，仍動情地說：“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

林語堂曾問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中，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何說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林十分憤怒，他說史迪威粗暴而傲慢，就像個獨裁暴君，“他來不是幫助中國，他是破壞中美的團結”。

林語堂甚至開始為當年他嘲諷過的國民政府宣傳，他在美國的電臺上說：“現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擼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賽珍珠的丈夫就警告他不能再說這樣的話。

林語堂還積極爭取美國中立者的支援，他對許多美國人事不關己的態度十分憤怒，1943年，他發表《啼笑皆非》一文，對英美官方對華的所作所為進行清算，嘲笑他們所謂“中立”態度的愚蠢，他說：“在我國與日本作殊死戰時，誰打中國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樣。”

對美國的批評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援，也導致了美國人對林語堂的反感。1944年，他的親國民政府的政論集《枕戈待旦》銷路不佳。甚至有人傳聞他拿了何應欽兩萬美元，才如此賣力為國民黨宣傳。賽珍珠當面問林是否有此事，林回答自己沒有拿過中國政府一文錢，僅僅是辦了一個“官員簽證”，這樣就免於用“旅遊簽證”須每六個月離開美國一次再回去的麻煩。

林語堂對美國政界興起“兩個中國”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多次激烈批判，稱美國觀念錯誤，不瞭解中國人。陳紀瀅回憶，林曾對他說，美國人想搞兩個中國，不但“不瞭解蔣介石”，“也不瞭解毛澤東”。多年後，陳還記得林說話時的神情：“他說這段話時，是站著說的，渾身用力，雙拳並舉，兩眼要迸出火星似的。”

【立場】

北洋政府將在“三·一八慘案”中遇難的學生定性為“暴徒”，時為北師大教務長的林語堂在第一時間發表文章悼念“最熟識也最佩服嘉許”的學生劉和珍、楊德群，說她們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讚揚她們“死的光榮”，“死的可愛”。

林語堂曾說：“我在文學上的成功和發展我的風格，完全拜國民黨之賜”，“如果民權不被取締，恐怕我永不能成為一個文學家。”因此在創作初期，林語堂的文風中間偏左，與國民黨、軍閥勢力敵對的傾向鮮明。

1939年，林語堂應邀參加在紐約舉辦的第17屆國際筆會，他是三個發表演講的作家之一（另外二人為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和法國作家莫洛亞）。他說：“著作界應該永久是個反對黨。站在永久反對黨的立場上，他們愈使執政者看來覺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