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部分(第3/4頁)

主張教育救國，而且是從最基礎的教育入手，為此他不惜辭掉北大教職，去山東菏澤擔任中學校長。他還致力於鄉村建設，實行社會改造，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質，發展鄉村經濟，改變鄉土中國的落後面貌。梁漱溟身邊常有一些弟子追隨，他便仿照宋明講學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眾人，或默坐，或清談，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這樣的集會稱為“朝會”。梁漱溟在朝會上的發言，後來被弟子們輯為《朝話》一書，頗似孔子的《論語》。梁漱溟的“朝話”通常是點到為止，以精警取勝，譬如這一句：“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

梁漱溟的兒子梁培恕認為他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梁培恕稱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家，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採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才又去上的學。

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梁漱溟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梁漱溟從未在學習或者成績上要求過兒子們。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他。梁培寬說，父親其實並非對自己要求不嚴，而是他認為這種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順天中學，班上人數不多，卻是藏龍臥虎，後來出了三位大學者：張申府、湯用彤，還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門功課自學進度皆超過老師的課堂教授進度。他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國文作文成績經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歡作翻案文章，從不落俗套，深得國文教員的賞識，他的作文曾得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驚人的反調是在“五·四”學潮時，學生們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梁漱溟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查廳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他還指出人太多檢查不盡學生“儘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於對法制社會的嚮往才這樣說的，學生們卻不能原諒他，於是寫了許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幾位教授要到歐美去考察，教職員開歡送會，有幾位演說，說的話大半都是希望幾位先生將中國文化帶到歐美去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梁漱溟先生聽到幾位都有此種言論，就問大家：“你們方才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胡適先生、陶孟和先生笑著對梁漱溟先生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歡說好聽、門面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它呢！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