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第4/4頁)

不見面，雙方又增加了一層誤會。

此次梁啟超流亡回國，歡迎盛狀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極盡風光的時光。梁啟超在給長女的信中春風得意，興奮不已：“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個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

梁啟超回國前，袁世凱本欲準備前清軍警官所的官舍為其行館，但袁聽說梁對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即“飭人鋪設賢良寺”梁大嘆“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梁啟超抵京之日，袁世凱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一行數百人，在正陽門車站迎接，交通為之一滯。

梁啟超曾自得的描述榮歸時的情形：

“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至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談話為約，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在民主黨演說時，喉幾為啞。

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傳雲：謂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此來最合時，孫黃到後，極惹人厭，吾乃一掃其穢氣），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之所及。

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國民黨，其他如同學會、同鄉會、直隸公民會、八旗會、報界、大學校工、商會、軍警俱樂部等，尤奇者則佛教會、及山西票莊、蒙古王公等都排隊等候。

昨日吾自開一茶會於湖廣會館，答謝各團，此會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鴻章雜碎’而已。

每夜非兩點鐘客不散，每晨七點種客已麋集，在被窩中強拉起來，循例應酬，轉瞬又不能記其名姓，不知得罪幾許人矣。

袁世凱月饋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

梁啟超發表了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為民族立豐碑，為萬世開太平”。

袁世凱在總統府為梁啟超召開歡迎會，讓全體內閣成員作陪，袁在歡迎詞中說：“值用賢之際，高才駕臨，實乃國家之福！”梁答謝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當擯棄一切雜念，唯臨時大總統馬首是瞻，以諸位賢達作楷模，為了國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憲政後，苦於憲政知識知之甚少，只能求教於當時還是通緝犯身份的梁啟超。隨後二十多天裡，梁隱藏於海上的一條輪船內，整日苦戰，撰寫了《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猶如得道高僧坐禪，精力完全集中於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曉身旁的海灣美景。其代擬奏摺、草案等，總計逾20萬言。一些學者稱：對於民國創立，“從某種意義上說，1906年的諭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決定意義”。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兩度入閣，先後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每任因政治集團傾軋，不過區區數月。在昏暗窘迫、百廢待興的政治條件下，他篳路藍縷、一板一眼，就民國大政方針及司法、財政、通貨、銀行等制度創新，留下了眾多議案和著述。

梁啟超對財政學頗有研究。他就任財政總長時，希冀建立一套現代國家的財政體系，他試圖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和幣值借款來徹底改革幣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徹底改革幣制，第二步再統一紙幣，從銀本位引入虛金本位。後來國民黨時期的法幣政策與梁啟超的財政主張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