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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振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

李澤厚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評價梁啟超說：“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

學生周傳儒評價梁啟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經師。他講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詁、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

梁啟超去世後，吳宓說：“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

梁啟超自我評定：“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

陳明遠評價梁啟超：梁啟超的特長，就是以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理解力，能夠詳盡佔有資料並且從中迅速地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井井有條、條條有理。但他的缺陷隨之而生，就是不夠深刻、難以發掘深層的本質；跟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諸大師相比，梁啟超“深入”不足，而“淺出”有餘。

譚人鳳怒其為“賣朋友、事仇讎，叛師長、種種營私罔利行為，人格天良兩均喪盡。”

弟子超觀說：“大事不糊塗，置恩怨於度外，則鮮有人及之者”。

美國學者約瑟夫說：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啟超則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導者。1902年——1911年，即從《新民叢報》發刊到革命爆發的這段時期是梁啟超的黃金時代。

吳其昌寫到他的老師梁啟超，“他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民國時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裡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

當代學者董德福認為：晚年梁啟超是現代新儒學思想的開創者。他以人文自覺反對唯科學主義的誤導，主張以中國精神文明醫治世人精神苦痛。

陳寅恪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餘竊疑之。嘗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閒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憶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荊公，他的立身處世、學問文章也接近臨川。越離他遠，越感到他的聲光魔力，振聾發聵，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會發現他不免有幾分逞強作勢，執拗粗疏，權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風霽月的中和樂育。倒離開他越久越遠，會仍然認識到他的莽莽蒼蒼，參天拔地，“雖欲從之，末由也矣”的卓絕而偉大。

網路學者徐綏之在他所寫的中國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稱梁啟超為“20世紀中國第一人”、“百科啟蒙第一人”，給予其至高的評價。

後記：夏日曾經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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