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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吳宓押進會場的兩個學生狠狠將他從高臺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斷。腿骨跌斷的吳宓並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鬥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後，吳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坐行李包上）於清晨7時出發，晚8時抵達西師校內，“得人扶掖，且揹負至家”。

腿斷後，吳宓只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裡，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他斷腿稍好一些後，他又被派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1969年11月30日，吳宓在《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師中文系師生又召開了批鬥吳宓大會。“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兩次抓宓到網球場和大操場，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鬥。兩次均給宓（因傷腿）以極大之肉體痛苦。”

《吳宓的最後歲月》一文中敘述吳宓的遭遇：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髒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捱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隨後，他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裡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燻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走筆至此，惟有一聲哀嘆，兩行清淚！

吳須曼在《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記錄過吳宓那段時間的經歷：

由於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請一個保姆，而他（吳宓）當時只有三十元生活費，拿什麼付保姆費，同事之間，人各自危，誰還敢自討罪責幫他，我只好在生活中節約，每月補助他二十元。殘酷的迫害和摧殘，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兄妹相見泣不成聲。見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佈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我回到涇陽後，即刻趕製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師院，他腿有殘疾行走不便，一隻眼睛患白內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難，我決定勸他隨我回家，但他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