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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一切手續都由我來辦。”

秘書們心裡也很贊成，因為別人家都是這麼幹的，順理成章。可是，父親考慮片刻，口氣堅決地說：“不要回來，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沒有在部隊幹過事，她到軍隊來幹什麼？”又說：“她不懂軍事，回來幹什麼？”

就這樣，父親把這件事給頂回去了。母親一直在中組部工作到退休。

母親是個老資格，1952年定行政級時，她就是8級幹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級幹部，半輩子沒調過級，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合適，想給上級反映，父親批評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你們不要管。錢夠用就行了，什麼級不級的。”

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3）

父親對家人的用車有著嚴格的規定，他不准我們（包括母親）隨便用公家的車，我記得，五六十年代，母親總是每天一大早就趕公共汽車到中組部上班，還自己帶飯。有一次乘車時，太擁擠了，母親被擠下來摔在馬路邊，額頭腫了一個包，可她仍然堅持乘公共汽車。她對我說：“你爸爸的車，不該我們坐。我們坐上了，心裡也不踏實。”

關於乘車，我身上也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師大女附中讀書時，一個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腳踏車去學校趕早自習，範濟生秘書看見了，決定派父親的吉普車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說：“爸爸說過多次，不讓我坐他的車。再說，同學看見影響不好。”範秘書擔心路滑難行，就對警衛員使個眼色，警衛員趁我不備，把腳踏車鎖上，拿著鑰匙跑開了。司機怕發動汽車引起父親注意，叫範秘書等人幫著把車推到街上。我無奈只好上車。車到西單皮褲衚衕口，離學校還有很遠一段距離，我怕被同學發現自己搞特殊，堅決要求下車，然後挽起褲腳，踏著沒腳的雪去了學校。

在家裡，父親對我們這些晚輩，一貫要求嚴格，他對某些高階幹部子女為非作歹而家長又百般包庇縱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籲“今後考核幹部時，也把他對子女的教育情況列為德才表現之一，認真考核。把這一問題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又說：“如果不正之風在家庭裡代代相傳，那就不要多久，我們民族的精神、黨的優良傳統都將蕩然無存，豈不可虞！”

父親是有資格說這種話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兒，我安心幹我的工作，從來不給他添亂，我愛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業，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兒聶菲，更是個規規矩矩的孩子，從小就聽爺爺的話，從小就知道艱苦樸素，褲腿短了，接一塊，繼續穿。家裡人一直記得一件事：聶菲上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在路上想買零食吃，挑來挑去，最後只買了一塊果丹皮回來。她的外公看見她回來，就笑了，說：“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幾分錢，買個果丹皮解解饞。”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聶菲從上小學到大學畢業，學校裡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聶榮臻。從她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權”，她樸素得就像一個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媽聶榮昌的三個兒子、李繼津、李繼宣、李繼家，還有我姨媽張琪華的兒子周繼剛、周繼強、女兒周繼英，都是從小就在我家生活。他們也是從小就受到我父母親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幹事，稍有不慎，就會挨老人的批評。周繼強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個老革命，參加過南昌起義，以後又在新四軍五師任職，1946年6月中原突圍時，在陝南他被叛徒出賣、國民黨匪徒趁夜圍攻時犧牲，滅絕人性的敵人竟然將姨父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頭示眾。解放初，小繼強來到我家，父親愛憐地撫摸著他的腦袋說：“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後要好好學文化啊！”父親母親生活上關愛繼強，政治上、工作上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