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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和海因斯、麥克伊欽一樣，深感黑面板、騷女人和醜行的強大威力對他的威脅和侮辱，儘管這些東西只是作為虛構的事物存在於他的扭曲的想象中。當蓋爾·海託華終於恍然大悟地看清闖入自己生活的一張張臉時，這些人在他眼裡大都是簡單而獨特的一個個混合體，或與生有關，或與死有關。喬·克里斯馬斯的臉則不同，一方面因為它不可思議地同珀西·格里姆的臉有點相似，另一方面因為它像是一個迷惘、矛盾、只求生存但死卻已成定局的走投無路的孩子的臉。

福克納沒來得及把喬·克里斯馬斯的故事寫出來，或者說寫進蓋爾·海託華和萊娜·格魯夫兩人的故事裡去，便因去弗吉尼亞和紐約旅行而中斷，先是弗吉尼亞大學召開南方作家會議，邀請他參加。他本未猶豫不決，因為他不喜歡文人的集會和閒談，再加埃斯特爾還患著貧血症，不適於旅行。他躊躇不決，直到哈爾·史密斯表示願意承擔旅費，並在弗吉尼亞接他，陪同前往紐約，他才接受邀請，於10

月22 日動身去夏洛茨維爾。

夏洛茨維爾會議的一大成功是確立福克納嗜酒的名聲。“比爾·福克納來了，而且喝醉了，”舍伍德·安德森回憶道，“他不時露面，一下子就喝醉酒，隨即又不見影蹤。他逢人就討酒喝，沒人請他喝就自己買。”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埃倫·格拉斯哥、詹姆斯·布蘭奇·卡貝爾、唐納德·戴維森、艾倫·泰特（4）　、舍伍德·安德森和其他30 來個次要人物）無不喜歡和文人交往，福克納則不然。一方面因為和文人閒談使他覺得學識貧乏而自慚，一聽人提到他是個“自學成材的詩人”，便像普魯斯特（5）　筆下的青年畫家那樣，老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從事文學生涯”。

而且，談文學使他想到“文字愚蠢”，思想缺乏生氣，從而危及對自己的工作的價值和信心。因此，當他和其他作家在一起時，他原先對生活和對事業的焦慮就會沉渣泛起，使他覺得自己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易受責難，險象環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反應就像一條鄉下獵狗，主人走進雜貨鋪去買東西，它就蜷縮在大車底下。在緊張的舉止、偷覷的目光和唐突的答話尚不足以使他感到自衛時，他便求助於所謂“酒有澆愁消慮的作用”。

文人閒談的雙重威脅不是唯一使他在夏洛茨維爾貪杯的原因。喝酒的慾望在他感到“內心翻騰不安”時，比感到自己陷入困境時更加強烈。有時，他把酒精等同於解脫、等同於小丑穿著燈籠褲趔趄的步態；有時則等同於逃避，等同於一層霧或者一個避風港，在那裡，生活的種種聲音遙遠而不嚇人。

在這以前，他苦幹了幾個月，寫一則講平靜的生、可怕的死的故事，企圖駕馭一次痛苦的回憶。在那段時間裡，他嚴格控制飲酒。如今剩下他一個人，又遠離家鄉，他的自我控制崩潰了。好幾次突然同素昧平生的人談論他死去的孩子，好幾次含沙射影地提到自己的報復；以前使他苦惱的失眠，如今嚴重到使他害怕天黑的地步。他喝得越多，吃得越少，身體越弱，平時悶聲不響，偶爾變得粗暴無禮。有一次，才走進法明頓鄉間俱樂部的圓廳，人們前來迎接時，便嘔吐起來。這種醜態雖然以前也有過，但是福克納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與會者中不乏知名作家，但是誰也比不上福克納引人注目。一些故意裝得冷淡《聖殿》的人讀完了《喧譁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後瞠日結舌，只要福克納不出席會議或招待會，大家就發覺少了他；他一出席，就“當然成為眾目所視的焦點”，有一位記者就這樣說過。

在紐約逗留的時間長一點，這種洋相出得更多些。以前去紐約時，福克納大部分時間和密西西比的老鄉，如斯塔克·揚和本·沃森，或者新奧爾良時期的朋友比爾·斯普拉特林和萊爾·薩克森在一起；如今他受到編輯、出版商的招待，被介紹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