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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沒有辦法，房玄齡只好硬著頭皮、提心吊膽地把國史拿給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國史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後，對房玄齡說：“其他都還好，只有玄武門之變這件事沒有寫清楚……”

房玄齡一聽，暗暗著急，心想這下真的糟了，看來皇上果然對此不滿意。他正琢磨著該怎麼回答，忽然聽唐太宗又吩咐道：“來人，去把史官叫來！”

房玄齡越發著急了，他正想為史官辯解，唐太宗已接著原先的話題說了下去：“撰寫國史是為了記錄歷史，給後人以借鑑，所以一絲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為怕得罪皇上就對真相有所隱瞞。朕要把當時的情形詳細地給他們講一講，好讓他們把遺漏的地方補上。”

房玄齡沒有想到唐太宗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真是又驚又喜。他由衷地說道：“陛下真是心胸寬廣，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認真地說：“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這是關係國家安定的大事，沒有必要隱瞞。寫歷史就要告訴後人真實的情況，這樣才能夠使人們從中吸取教訓。朕是一國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責任將歷史的真相告知後人。”

唐太宗的誠實贏得了滿朝文武的尊敬。以後再有什麼事，大臣們都敢於直言，朝廷上下逐漸形成了一種良好風氣，從而才有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

任賢納諫

治理國家很重要的一條便是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這是唐太宗治理國家的第一齣發點。在唐朝建立之初，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傳下來的重武輕文的傳統還沒有改變，許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戰時勇猛無敵，但治理國家處理政務就不再是內行了。因此唐太宗將選官的標準定在了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才幹，一是德行。這從根本上影響了唐朝的選官制度和考課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選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據政績考核，最後由皇帝親自裁定。

唐太宗選拔官吏時雖然如飢似渴，但他沒有因為求賢而降低了標準，他是用才幹和賢能嚴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在正確標準的衡量下，許多有才幹的人被唐太宗納入高層領導集團，這包括原來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許多人，唐太宗不計前嫌，將這些人看成自己人來真誠對待，根據才幹大小委任官職，從而爭取了許多人為其效力。

除了這些選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還利用了在隋朝便開始實行的科舉考試製度，這使選官的途徑增多了，選擇的範圍也擴大了，為一般的讀書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機會，比原來的推薦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著眾多新考中的人，高興地說，天下的良才都來為我服務來啦。科舉考試分兩種，一是常舉，定期舉行，一是制舉，由皇帝決定臨時舉行，考中後，原來有官職的人便可以升官，原來沒有官職的由吏部考核之後再授予官職。後來在武則天時期，還曾經舉行過武舉，考步馬武藝，作為武官選任的條件之一，後來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下戰功的名將郭子儀便是從武舉中脫穎而出的。

唐太宗又精簡了機構。在隋朝時，中央的官員達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淵建立唐朝後基本上沒有變動。李世民命房玄齡負責調整精簡機構，最後確定官員的編制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辦事的效率，也大量地節儉了政府的開支。

為嚴肅地方吏治，唐太宗還依照地理形勢將全國分為十道，即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然後從京城的高官中選任觀風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獎懲。

唐太宗對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而且是充分發揮其長處。對於歷史上有名的房玄齡杜如晦就是一個典型，他們不善於斷案和處理雜務，但卻善於謀劃和決定國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