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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付我一筆錢，而且以前對我造成的損失也可商量補給。

我大體知道他們是誰了，而且也聽說他們確實厲害。幾年前全國圖書交易會在武漢舉行，各地出版社和書店去的人員住在招待所裡，而他們則都包住在星級賓館。我的朋友王國偉先生曾去“微服私訪”，發現他們不僅財大氣粗，而且諳熟出版行情和媒體文化，連我這樣的人的寫作計劃都一清二楚。他們現在直接與我聯絡，大概一是因為《山居筆記》只是單篇連載而未曾出過大陸版正本，他們不能像往常那樣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騙書店；二是因為政府重視了智慧財產權保護，立法頗嚴，不如直接收買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戲弄讀者。”他們的電話總是深夜來的，見我拒絕，總是客氣地勸我再想想，還說報酬很有彈性。

這樣的電話來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電話局工作的讀者李明海先生幫我更換電話號碼。更換電話號碼還有其它一個原因：凌晨三四點鍾，我一再被騷擾電話吵醒，電話中照例先是一陣笑聲，然後說有一幫年輕的哥們在綠光咖啡屋等我聽音樂。綠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臺灣出過一本書，叫做《到綠光咖啡屋聽巴赫讀餘秋雨》。看來這幫年輕的哥們知道有這本書。換了電話號碼才半個月，那個電話又打來了。他們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臺灣出版了《山居筆記》的直排繁體字本，因為海外沒有出過《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複的問題。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陸的盜版者們發現，因此連這個訊息也嚴格保密。

但是，三個月後，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華東版發表了一則報道，臺灣版《山居筆記》已名列海外華文書排行榜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計這則報道看到的人不會太多，但心情開始緊張起來。誰料事隔一個多月，《山居筆記》又獲得了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的第一名。此獎由於歷史原因和評委陣容，在國際間備受關注，而我又是第二次獲得此獎，因此成了一個掩蓋不住的新聞，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華讀書報》在頭版以套紅標題發表了這個訊息。《中華讀書報》影響不小，我想這次是瞞不過盜版集團了。

此後，我聽到深夜的電話鈴聲就有點抖抖索索。但很長時間過去了，居然沒有那種電話，我鬆了一口氣。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訴我，他轉彎抹角地聽到一個傳聞，有一幫很想印行《山居筆記》的人見我態度僵硬，準備作一番“操作”，要我當心。

“無非像過去一樣盜版。但這次《山居筆記》連一個底本也沒有，那我就可以公開揭穿他們。”我說。

“你想得過於天真了。”這位朋友說，“我聽說他們準備花一二年時間組織人批判你的文章，讓大家對你嗤之以鼻，不相信還有人盜版你的書，而你也會在心煩意亂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時一切都好辦了。”

“可惜到那時盜版本也賣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國讀者最喜歡買被批判的書，這一點那幫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嚴峻。

他的嚴峻引發了我的嚴峻，我說：“文化畢竟是文化，先貶值後傾銷的手段，在文化領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訛傳訛，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參考。”朋友有點不悅。

北京的朋友走後，報刊間對我的批評確實多起來了，但仔細一看，有的批評很講道理，根本不像是盜版者組織的，我也就安心地繼續走南闖北去進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後來在旅途中經常聽各地朋友說，批評聲勢越來越猛。口氣也越來越激烈，而且還頻頻出現了與我的散文無關的種種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學術著作我的外語水平，我對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