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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我在某地的發言，有的報刊甚至公佈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時“上級”補貼的旅費數字，有的報刊則反駁，說我根本沒有外出過，是拿著一本地圖寫的……終於北京有一家報紙在評選全年文化大事時，我被評為“被批評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則來信調侃我：“罵餘秋雨，是當今文壇一大時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剛剛提到我的名字，便聽到了一片“噓”聲。卞先生與我只是一面之識，說起我也只是就文論文，他覺得這種情景有點不可思議。

綁來我在報紙上讀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說他經過了解，那些人『噓”我大多是因為我不接電話，架子大。他為我辯解，說老接電話就很難靜心寫作。

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為我歷來是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急速衝過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囑：“慢一點，別摔著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時間在外考察，接不到。但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點警覺：什麼？又是電話？什麼人在頻頻給我打電話？知道號碼又不知道我外出，卻如此惱怒，顯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們是誰？

南北報刊上也漸漸出現了一些理論詞彙，例如一個署名王強的人寫道：

餘秋雨放棄了最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

這無疑是對現代理性的反動。

區區幾篇散文，何至於此？

憊有更過火的。有一位先生在報刊上說，他曾寫文章批評過我對深圳文化的發言，而我則寫信給他傾訴難言苦衷，於是他乾脆把我的“雙重人格”揭露出來曝曝光。—這個設計要花些腦子，但設計者忘記了社會人心的急劇變化。即便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廣大讀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觀點呢，他們注意的只有一點：人傢俬信中的“難言苦衷”，怎麼能夠拿到報紙上公佈？

就在這時，在自貢的魏明倫先生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朗讀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餘秋雨既然能在傳媒間紅起來，那麼也能讓他在傳媒間毀掉……”，讀到這裡，魏明倫先生突然中止，說：“下面還有更難聽的呢，不讀了，不讀了。”

接到這個電話不久，全國各省書市間就出現了大批盜版本《山居筆記》。

這個盜版本印製精緻，全部精裝，紙張、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影象採用臺灣版，又用計算機作了仔細修整，大標題下特別註明“文化苦旅續篇”，裝幀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連很多讀書界的朋友也誤認為是正版。不難看出，這是一批頗有文化素養的人籌劃的。

不僅有出版社的標號，而且還有條型碼。標號用的是“內蒙古文化出版社”，註明該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爾市，這是唯一使朋友們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證明，這個出版社的標號和條型碼都是盜用的。

但是，盜版集團的強大毋庸置疑，因為才短短几天，全國各省的書市上都出現了這本書，與我有通訊關係和沒有通訊關係的讀者紛紛來信，有表示祝賀的，有質詢為什麼到如此邊遠的出版社去出書的，有抱怨錯別字多的，每天一大迭，家裡的電話也響個不停。我在中國地圖上一一劃圈，遺漏的地方已經不多。盜版本上註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驚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薩宇拓路寰亞貿易公司陳雪濤先生寫於5月23日的信，他也買到了這本《山居筆記》！陳先生我不認識，他說他“站在世界第三極上”向我表示祝賀，而我則佩服盜版集團怎麼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極。

這個盜版本故意在版權頁上寫明印數僅五千冊，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稽查在上海文廟的一個書攤老闆那裡一次就查獲了二千七百多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