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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書的［石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路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係。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裡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開啟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其它商家借了鉅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便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藉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西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業同行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主攻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