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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透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僱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階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慼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象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拔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氨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橕，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有力的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音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於抵達人生的大安祥。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一群缺少扳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櫃。他們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那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只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行為。在我看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