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可以從中琢磨日本人是怎麼回事兒,還可以從作者的分析方法看美國人是怎麼回事兒。“正值”、“負值”,美國人在分析問題的時候總喜歡把它量化,這一點上傳統的中國人很少去做。中國人習慣的是看大勢作決斷,認為數字是細枝末節。誰的方法更好?我們說,這就叫文化差異。】我應該把日本發動戰爭這個事件當做一個文化問題而不是一個軍事問題來研究。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與和平時期一樣,也自有其特點。那麼,日本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呢?他們的領導者在鼓舞士氣、消除疑慮、在戰場上排程士兵——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他們把什麼視為在戰爭中可利用的優勢。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只有這樣才能逐步發現日本人的真實面目。

但是,美日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的研究造成不利影響——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而這種調查往往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我無法到日本去,也無法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去親自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艱難困苦,並區分哪些是關鍵性的,而哪些不是關鍵性的問題;對於他們進行決策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親眼目睹;我無法觀察他們是如何培養下一代的。一部有參考價值的書就是人類學家約翰·恩布里所著的《須惠村》,這是他在實地研究一所日本鄉村之後的成果。但是那本書卻未能解決我們在1944年所遇到的許多關於日本的問題。

儘管困難重重,我卻相信,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還是可以利用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為信賴的方法——即與被研究的民眾進行面對面接觸來進行研究。在美國有一些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的自身經歷,瞭解他們是如何進行判斷的。而且,他們的描述能夠極大地彌補我知識中的很多不足。17【17薩評:這是可取的研究方法,但如果以在美國長大的日本人“二世”為研究物件,那就南轅北轍了。動物學家曾經在實驗室教會一頭叫做“科克”的猩猩用手語交談,希望它告訴我們更多猩猩世界的秘密,結果很沮喪。原因呢?科學家們發現,如果給一堆動物照片讓科克分類,它總是能很正確地分好—只是科克把自己的照片卻是和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分在一起的——科克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一頭猩猩。】我想,這些知識對每一個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類學家都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會學家則是透過圖書館,分析歷史事件或統計資料,並從日本人的書面或口頭宣傳資料中尋求其答案。但我確信,他們所尋求的一些問題的答案,是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的。因此,如果不對生活在那種文化中的人進行研究,就很難有令人滿意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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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瞭解日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