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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是共和國的一名上校，腿腳不靈便，又為人耿直，可是人們照樣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我希望他們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兒，畢竟她是婦道人家嘛。我這麼幹是為了我自己，或許也不是為了讓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為了履行一個神聖的諾言。我把伊莎貝爾帶來，不是因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來行善。她把孩子也帶來了（我估摸著她也是這個想法）。現在我們三個人待在這裡，共同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

剛才來到這兒的時候，我以為屍體可能還懸在樑上。其實那幾個瓜希拉長工已經搶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裝裹好了。他們也許認為這事耽擱不了一個鐘頭。我到這兒的時候，就等著把棺材抬來了。女兒和外孫坐在一個角落裡。我打量了一下房間，心想大夫可能會留下點兒東西，說明他為什麼要尋短見。檔案櫃開著，裡面堆放著亂七八糟的紙片，可沒有一張是他寫的。櫃子上放著那張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張表格。當時他開啟那隻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們全家的衣服），裡面只有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顯然不是他的，他滿口牙齒長得又結實又齊全）、一張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開抽屜，裡面只有一些印著字的紙張，都是積滿灰塵的舊紙。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屜裡，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副假牙。由於長期擱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塵土，已經發黃了。在小桌子上，熄滅的燈旁，有幾捆未啟封的報紙。我看了看，都是法文報紙，最新的是三個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還有幾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則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裡想：自從鎮上的人給他下了判決書，他已經九年沒有開啟報紙了。從那時起，他便放棄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後一點聯絡。

那幾個瓜希拉長工把棺材抬了進來，把屍首入了殮。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來的那天，曾經當面交給我一封推薦信。信從巴拿馬來，是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寫給我的。當時正是大戰後期，上校擔任大西洋沿岸的總軍需官。我又在那隻黑黢黢的無底箱裡把七零八碎的東西翻騰了一遍。箱子丟在一個角落裡，沒有上鎖，裡面裝的還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些東西。我記得是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一張照片和一張裱糊好的舊錶格。在蓋上棺蓋以前，我把箱子裡的東西掏出來，扔進棺材裡。照片還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兒，這次幾乎還在哪兒。這是一張佩戴勳章的軍人的銀版照片。我把照片扔進棺材，把假牙也扔了進去，最後把表格也扔進去了。扔完了以後，我對那四個瓜希拉人做了個手勢，要他們蓋上棺材蓋。我想：現在他又要去旅行了。這最後一次旅行理所當然地要帶上他前一次攜帶的東西。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直到這時，我才第一次感覺到，他終於得到了安息。

我檢查了一下房間，看到床上落下了一隻鞋。我手裡拿著鞋子，向長工們打了個手勢，他們又把棺材蓋抬了起來。這時候，剛好火車拉響汽笛，隨即在鎮子的最後一個彎道那兒消失了。“兩點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兩點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們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時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幾乎同一個時辰。當時阿黛萊達問他：“什麼草，大夫？”他帶著濃重的鼻音，用反芻動物特有的那種慢吞吞的聲音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