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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一個妓女在旅館裡相會了。”與菲莉斯保持曖昧關係時，卡夫卡曾給菲莉斯寫信說：“要是我能讓你在我身邊這張小沙發上坐下，擁有你，看著你的眼睛，那該多好。” 既想孤獨，又想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這就是卡夫卡的身體感覺的悖論。就在給菲莉斯寫信說希望她能坐在自己身邊的小沙發上的同時，卡夫卡卻在日記中對自己寫道：“我要不顧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 如何解決這個悖論？ 卡夫卡與菲莉斯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寫了幾百封信，不外乎嘗試不僅要菲莉斯明白，而且接受，卡夫卡想要她的時候，就希望她在身邊，不想要的時候，就要限制她想要與他在一起的權利。 有的女人唯一的生命願望就是要與自己喜歡的男人在一起，卡夫卡卻有兩個生命願望：孤寂中的寫作和與一個女人在一起，但這兩個願望不幸——卡夫卡覺得——是相互牴觸的。大概很少有女人不認為，卡夫卡是一個過於自私的男人。不“自私”的含義，在一個女人那裡指的是想著“我”、“毋忘我”，如卡夫卡說的“要求她的存在”——也許，菲莉斯真的在給卡夫卡的回信中說過他是個“自私”的男人。這差不多已經是一種道德上的歸罪，對卡夫卡造成了心理壓力。 本來，卡夫卡要在孤獨中編織故事，只是要擺脫父親的教育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如今他感到也必須編織故事來擺脫未婚妻帶給他的“虛弱、缺乏自信心、負罪感”。　《訴訟》中的故事主角、銀行高階職員K自覺到“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幫忙”，《城堡》中的故事主角、土地測量員K也如此。卡夫卡同菲莉斯保持長達兩年的情人關係而且再次訂婚，莫非是為了“找女人幫忙”？幫什麼忙？這種自救行動為什麼要把一個女人拉扯進來？為什麼要“找女人幫忙 ”？ 無論如何，卡夫卡與菲莉斯兩次訂婚、兩次解除婚約，他對菲莉斯的負罪感只有編織更多的故事來解脫。卡夫卡編織故事是一種道德上的補贖行為，不僅對一個男人（父親），也為一個女人（未婚妻）。 昆德拉喜歡講卡夫卡的事，從講卡夫卡講的故事講到卡夫卡私人的事。可是，昆德拉竭力反對從道德方面來理解卡夫卡講的故事，一口咬定卡夫卡講的故事不帶有道德的、宗教的凈化意圖，只表明了一種人的生存處境。卡夫卡的日記和筆記證明，昆德拉搞錯了。 卡夫卡親自編定過一份打算發表的筆記，這份筆記的標題《對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觀察》（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Leid，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雖然不是卡夫卡自己擬定的，就內容來看，倒恰如其分。　這些筆記是卡夫卡第二次解除與菲莉斯的婚約（1917年12月）前後（1917年秋至1918年初）在“八開筆記本”上寫下的，它證明昆德拉的卡夫卡敘事緯語只得其敘事之事，未得其文，沒有觸控到卡夫卡這個“孤獨的死人”枯葉般的身體上溼潤的生命經脈。 卡夫卡的個體心性與昆德拉完全不同，他有道德感，不是一個沒有生活原則的油子，不把個人的生命之路看成“迷霧中的小道”，以道德“迷霧”取消正道與邪道的分別。可以肯定的倒是，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為了給人類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則，甚至不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