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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現在名正言順了，掙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頂著集體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後卻發現，原來在經營中還有很多障礙，所以就出現了‘紅帽子’回潮的現象。”

此後，是一段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有戴有摘的時期，這個過程中，有些“真集體企業”也悄悄擠了進來，也想混水摸魚摘掉“紅帽子”，化公有為私有；90年代中期以後，國有企業改革曾一度引發“國退民進”政策，許多“打工族”，及手裡有點錢的人，從政府手中購買虧損的企業（當然賬面上虧損沒錢，企業不一定虧損沒錢），以及混水摘帽，MBO（管理層收購）甚至一度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可行性方案。但是，這陣風沒刮長，短短几年時間就收手了；國退民進政策的收手，伴隨著政策的矯枉過正，也就是說，國退民進造成了許多“暴富”現象，激起了民憤，包括學界，也包括一部分政治力量——一些省份停止了摘帽，開始嚴格控制國有資產流失。

在處理紅帽子問題中，浙江的模式是政府主張硬摘。浙江很多“紅帽子”企業實際上是私營企業，頂著集體的帽子，一年交給集體或者政府一定的管理費。這種情況在政府核實了之後，被強制摘帽，雙方劃分清楚界限。

但摘帽子的過程是一個非常混亂的過程，產權界定的原則是“誰出資歸誰所有”　，但是，也有一個現實的情況是，虧損的企業好摘帽，營利的大企業就不那麼好摘。一旦摘不下帽來，負責人由於曾拿走企業利潤，則涉嫌侵吞公款。

紅帽子的故事講給達能聽（2）

宗慶後的娃哈哈事實上就是一個達能可能不太好理解的“紅帽子的營利大企業”，政府不太願意明晰產權，但明晰產權又在談判過程中的紅帽子企業。

娃哈哈逐漸“摘帽”，就發生在與達能合資的時期，達能不知道娃哈哈是在“摘帽”，反而誤以為宗慶後在“竊取國有資產”，但是既然不損害自己的利益，達能還是很爽快地予以配合。娃哈哈摘帽過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是娃哈哈集團（娃哈哈一直是國有企業）的改制，杭州上城區國資局將娃哈哈股權的54％轉讓給了宗慶後在內的娃哈哈員工，這樣宗慶後從國有企業裡拿到了一些股份；

第二步，與中國國企合資的達能，後來只跟宗慶後一個人合作了。這話怎麼講呢？原來2002年，宗慶後跟達能說，以後再擴大生產規模，新投資企業，娃哈哈集團不投入了，我設一個廣盛公司，我出錢，我收益，好嗎？達能很爽快地說，行，你給我一個說明，簽上字，我備個案就行了——秦鵬當然知道合作伙伴身份的這種變更是什麼意思。雖然達能高層認定宗慶後這是在竊取國資，但達能是很幫忙的。到了2005年，簽定商標許可合同修訂協議的時候，達能也不忘強調說，娃哈哈集團下屬的非合資公司，與宗慶後控制的非合資公司，地位是同等的。在這一點上，達能是宗慶後的“朋友”。所以秦鵬與宗慶後早期的關係融洽，達娃合作有一段“蜜月期”，就是由於有這種“一起分贓、一起嫖娼”的認同感。同時達能認為手中有宗慶後的把柄，有恃無恐，因此達能完全地放手了企業控制權。可惜到了範易謀上臺，他對宗慶後可沒有這種心理認同感：達娃的合作關係逐步走了下坡路。

第三步，娃哈哈在各地子公司的股份以非常低的價格從國資局手中轉讓給宗慶後控制的公司。如娃哈哈集團和當時的四川省涪陵市政府（後撤市設區劃歸重慶直轄市）共同出資成立的杭州娃哈哈集團公司涪陵有限責任公司經當地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批覆手續，涪陵區政府陸續將手中持有的涪陵娃哈哈100％的股份都被轉讓給了宗慶後。

宗馥莉任法人代表的恆楓貿易就先後在國內投資了杭州宏勝飲料、桂林娃哈哈等11家公司，持股比例從60％至9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