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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王國鄉(中文系學生)、龍英華、葉於勝(哲學系學生)等。由於他們總體上都處在孤立的狀態,於是就有了聯合的要求,並因此於5月29日成立百花學社——這幾乎是建國以後第一個未經請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學生社團,同時決定創辦自己的刊物,後又聯合了因《是時候了》一詩而在全校很有影響的張元勳、沈澤宜,以他們為正副主編:這就是《廣場》的由來。因此,在反右運動中就有了這樣的說法:“它實際上已經成了我校右派的一個大本營”謝自立:《〈廣場〉反動小集團的反動本質》,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如果去掉意識形態的評價,應該說這是大體符合事實的。
問題是他們的辦刊宗旨與主張。在由主編張元勳起草的《發刊詞》裡,明確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宣稱“我們的廣場期待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到來”。《廣場發刊詞》,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9、20。在同樣表達了《廣場》同人意願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裡,則聲稱以“五·一九”為開端的運動,是一個“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27。。
這裡,要推動“社會主義的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宗旨是十分明確而自覺的。具體地說,則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基本主張。首先,這是一次“思想意識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對一切都要進行勇敢地再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進行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和觀點都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其次,要創造“十分鮮明可愛的社會主義的個性”;其三,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的民主,實行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的‘廣場’是真正‘廣’的‘場’,是一切不脫離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講壇。只要為了‘真善美’,不論什麼基調的歌都可以到廣場上來對年青人放開嗓子唱!我們的‘廣場’為爭鳴而開,我們的‘廣場’是百花齊放的地方!”《廣場發刊詞》,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19、20。 txt小說上傳分享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0)
應該說,“重新估定價值”、“個性”與“民主”,這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觀念;如果說張元勳、沈澤宜在《是時候了》裡宣稱“(我們的)火種來自——五四”,還多少有些空泛,現在就比較具體,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點,可見這一代人對五四的繼承是建築在對這一傳統的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問題是他們認為,在五十年代的中國,正急切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也是出於他們對中國現實問題的一種深切的把握與理解,而這樣的先驅者的覺醒意識,卻是為許多思想仍被束縛的人們所難以理解的,他們也就無以擺脫孤獨與寂寞:這也是與五四先驅者的命運相同的。
這裡還需要補充一點:《廣場》的主編張元勳作為一個校園詩人,他在參加《廣場》的編輯工作時,也必然要貫徹他的詩歌理想:據說他是竭力要開創一個“廣場詩派”的。但由於當時###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對自己(更準確地說,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園詩人)的詩歌理想未能充分展開,只能從片言隻語中略見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廣場發刊詞》裡,有這樣的一段話:“中國將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春秋諸子百家爭鳴,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以少年事業為風骨的、建設文學的再生,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盛唐般的詩的創造。”這裡提出的文學(詩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