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4/5頁)

，是中國文學（詩）傳統在社會主義時代的集大成，其中的關鍵詞是“爭鳴”、“少年風骨”、“建設”與“創造”。《發刊詞》裡還講了兩點：“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我們的《廣場》矛頭指向陽光下的黑暗”，這裡對“自由的個性表現”與文學（詩歌）的“批判性”的強調，大概都是新的詩歌理想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牆選輯》（《廣場》油印本）的《寫在前面的話》裡，就有這樣的宣告：“我們的《廣場》將著重發表揭露的和‘非正統’的作品。”在反右運動中批判者還揭露，“據說所謂《廣場》詩派的特點是在於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內心世界”劉螢：《斥右派分子所謂“思想解放”的謬論，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鬥爭》，收入《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批判者曾經指責《廣場》上選錄的許多詩歌（包括張元勳、沈澤宜所寫的《墓誌銘》、《人之歌》、林昭的《黨，我呼喚……》）充滿了“驚駭、迷惑、懷疑”的情調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詛咒，有韻的誣衊——評〈北大民主牆選輯（〈廣場〉）的反動詩歌》，收入《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其實正是對內心世界的一種展示。

文學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這些處於萌芽狀態，未及充分展開的詩歌觀念與理想，與二十多年以後中國詩壇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絡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軒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辯護人與理論家謝冕、孫紹振就是當年北大的校園詩人；只不過由於時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終成氣候，而“廣場詩派”剛出生就被扼殺在搖籃裡了。

1957年還有一位右派學生寫了一篇《詩人頌》談他心目中的“詩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戰的撒旦一樣，詩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麼習慣、戒律、神聖的威權……全被視為糞土；他的字典，沒有‘謹小慎微’這些字眼，他的豎琴絕不會奏出奴隸的呻吟！……燒燬各色各樣的面具，追求和創造真正的美，是詩人的天性，也是詩人的天職。”他又說：“詩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誠的人，最熱情的人，最容易衝動的人，最富於同情心及正義感的人……然而，詩人首先是一個孩子”，有一顆“赤子之心”。劉績生：《詩人頌（詩人是指我理想的人）》，收入《右派言論彙集》。——集“撒旦”與“赤子”於一身，這或許正是1957年中國校園裡的“廣場詩人”的自我寫照與自覺追求。

不過，當時人們似乎並不熱心於做詩人，即使是詩人也有某種政治家的氣質，政治抒情詩因此而成為主要的詩歌型別（另一重要型別是政治諷刺詩，“廣場詩歌”中就有王國鄉的《一個“積極分子”的自白》、《一個落後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樂府四首》均收入《右派言論彙集》。等代表作）：這倒是和那個時代詩壇的總體氣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傾向有所不同。　。　想看書來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1）

吸引《廣場》裡的大多數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參與。《廣場》的發起人坦然宣稱，他們所要推動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還有“群眾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北大民主運動紀事》，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21。。在私下的談話中就說得更加明確：“要把《廣場》辦得像《星火報》一樣。”這是直接從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中得到的啟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國，《聯###史》是大學的必修課，因此，每一個大學生都知道，《星火報》是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蘇聯共產黨的前身）的機關報，在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在，《廣場》的年輕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寧所說的報刊的“組織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