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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觸著生活現實的一面，徹底地俗化自己。

那時候，媒體正在爆炒胡雪巖和韋爾奇，批判“紅頂商人”的言論正當道，而舉國的企業家和媒體都在推崇韋爾奇。胡雪巖成了韋爾奇的反面，成了韋爾奇的對立者，成了中國傳統糟粕在經濟領域的代表。看看各種各樣的評論，什麼“要做韋爾奇還是要做胡雪巖”、“明裡韋爾奇，暗裡胡雪巖”、“遊走在韋爾奇與胡雪巖之間”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數人都將胡雪巖視做現代管理的對立面，視做應該拋棄與打倒的傳統。各個地方“紅頂商人”的披露屢見不鮮，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先以“紅頂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後便是在應有之義上一通批判，肯定不會有錯，而且很時髦。胡雪巖被認為是“紅頂商人”的始作俑者，是他們的祖師爺，自然逃脫不了干係，註定了陪葬的命。

而曾國藩死後的命運，與他有生之年相比，一點也不輸於燦爛，一點也不輸于波折，一點也不輸於跌宕起伏。先是被認為儒家的最後一位聖人，直追孔孟，譽為清代中興第一名臣；然後是被罵做漢奸；然後是劊子手；然後是唐浩明的《曾國藩》後興起的學“曾”。媒體也時不時會冒出一些爭論。

這樣的熙熙攘攘看得多了，吵鬧過後，熱鬧過後，自然而然地有一種反感，反感而後有批判，要批判然後有思考，我不禁思考起這兩個人來：胡雪巖和曾國藩。

他們兩個，論出身，都沒有什麼可炫耀的，算不上什麼名門，都是草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一步步自己進行積累，以取得一點成績。

胡雪巖，開始的時候，不過是一個錢莊的跑腿，做一些擦桌子倒夜壺的事情，即使在錢莊，他也是底層人了，比他好的何止千百，除了那些穿短打的，長衫裡面胡雪巖恐怕是最末的了，但是，數十年後，胡雪巖成了財神，那些許許多多比他起點高的人，依舊在原來的地方踏步不前，甚至有的一代不如一代。

曾國藩，湖南湘鄉荷葉塘的一個農家子弟，幾次考試不中，最後一次，以同進士被錄取。在朝廷中步步如履薄冰。後來書生帶兵，從中謀得了自己的位置，一家兩人封侯，成為天子之下的第一家，他自己，一個人影響了湖南數百年的運數，一直到現在。死後被皇帝諡為“曾文正公”。

“紅頂商人”，是由“紅頂”和“商人”兩個片語成，不論你是先“紅頂”而後成“商人”，還是先“商人”而後得“紅頂”，都表明了一種事態，那就是官與商的結合。這自然是不好的，但放在胡雪巖身上來講，難道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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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後記：那兩個改變我的人（2）

商人都是追逐利潤的。馬克思說：“一旦有了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絞架的危險。”

胡雪巖由一個商人而戴上紅頂子，於他自己而言是極不願意的，於他的利益而言又是必需的。於是，從這個行為中，我們能窺探到的實質是：當時朝廷對經濟生活的嚴格控制，當時朝廷對社會生活的嚴重干涉，當時朝廷的一舉一動無不影響著經濟社會生活，讓普通的百姓戰戰兢兢，讓百姓不得不將過多的注意力轉向朝廷。正是這些控制和干涉，使得處於其中的胡雪巖不得不去適應，採取與官府合作，戴上紅頂子。其實，當時的其他商人無不是如此。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講，胡雪巖的行為不過是約束條件下的最最佳化的行為。

從胡雪巖的起步看，他靠的是支援王有齡；從胡雪巖的發達看，他靠的是投靠左宗棠。但這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