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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是一種公認的減輕垂死病人痛苦的手段。“我有時很絕望”，塞繆爾？約翰遜（1709—1784）在臨死前吐露說，但小劑量的鴉片“有助於”改善他的心情。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說：“一個垂死的人，做什麼事都不容易。”在他的晚年，鴉片減輕了痛風、結石和呼吸困難給他帶來的極大痛苦。鴉片在絕症病人中所起的作用令楊感興趣。他懷疑鴉片使他的癌症病人“死得更快”。這也許是一種寬慰，但是鴉片對晚期肺結核病人的作用，使他不以為然。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二章　啟蒙運動時期的鴉片（5）

達官顯貴們要求有病就要開方，而且認為，對每一種症狀我們都有治療的法子。如果醫生沒有止住他們的咳嗽，或者讓他們晚上睡好覺，他們就變得不耐煩。鴉片，也只有鴉片，才能做到這一切。他們服的鴉片各種各樣，發現鴉片可以令他們咳嗽少一些，覺睡得多一些。因此，他們不停地服，變成鴉片的奴隸，必須逐漸加大劑量。整個夜晚受鴉片影響，他們呻吟著，掙扎著。到了白天，他們頭昏腦脹。在他們的最後日子裡，他們呼吸不暢，記憶力衰退，半昏半醒，伴隨著不停的腹瀉。窮人，沒有鴉片，身心寧靜地進入墳墓，而富人通常神志不清地死去。

在向醫生索要特別的藥品，並且設法讓醫生給他們想要的劑量，在這方面，楊的病人很典型。不僅自行用藥很普遍，那些輕信的、過勞的人繼續用藥物技術尋求人類的完美性。帕拉塞爾蘇斯和其他一些人一樣吹噓說，有一種萬能藥，可以無限地延長壽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聲稱，他將沒藥和人血混合，發現了長生不老的秘密。伴隨著新穎的自我感，歐洲人從17世紀末開始試圖調整他們的性格，或者試圖延年益壽，彷彿他們是可以透過調整和加油而改善的機器。這是人類狀況病態化迴圈性傾向的一部分。亞伯拉罕？考利（1618—1667）1656年宣稱“生命是一種無可救藥的疾病”。18世紀，有無數庸醫兜售據說可以改變人性的靈丹妙藥。雖然他們有時顯示出現代毒梟販賣的無情，但他們是理性時代相當於20世紀末的新一代宗師和草藥醫師。例如，所謂的謝瓦利埃？德昂就是販賣其鼓吹的長生不老藥而發了財。藥中含有一些對上當者身體有害的藥物。所謂的卡里奧斯特羅伯爵聲稱他有200歲，就是因為喝了他的補藥“長生膏”。這些卑鄙的欺詐促使醫生們喜歡用他們的個人經驗，而不是採用新的藥物學思想。煉丹術士的研究同樣刺激了庸醫。例如，由於尿的金黃色和可以生成對稱的磷酸氫銨鈉晶體，令煉丹術士長期著迷。1669年，一個漢堡煉丹術士幾個月加熱發酵的尿，首次提煉出磷。半個世紀後，1719年，在大腦組織中發現磷給歐洲的庸醫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磷與生殖器和大腦的聯絡，使藥劑師和江湖郎中把它作為一種春藥和補劑，有時用量大到有毒。

由於此時幾乎所有的藥只是緩解症狀和止痛，所以有理由期望增加劑量而不受處罰。阿爾斯通期望透過“常規使用”，歐洲人可以對鴉片產生較高的耐受性。楊同樣樂觀：“如果長期習慣性服用鴉片可以消除它的麻醉作用，它很可能成為一種有價值的藥。”然而18世紀末，沒有任何評價體系評價，藥物對人性格的影響。對於鴉片是一種興奮劑、抑制劑還是致幻劑，確實還沒有一致的看法。直到1843年，一個著名的英國毒物學家建議“謹慎和正確指導的麻醉劑”，透過提供健康的睡眠恢復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