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4/5頁)

的禮物”。“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給我們君主們的生活和名聲抹黑，那就是他們的飲酒過度，而飲酒過度是他們不公正和殘暴的致命源泉。”鴉片似乎更可取。孟德斯鳩稱讚“東方人”不懈地”尋求“解決煩惱的辦法，就像尋找那些治療最危險疾病的方法一樣”。絕對禁酒產生反作用：人的大腦自身是個矛盾體：放蕩和放肆的，我們猛烈地反抗規則；而法律，旨在使我們更公正，卻常常只是使我們更有罪。”

在黎凡特公司成立以後的10年，旅行者傳說四處傳播，使讀者們熟悉了用鴉片消遣的現象。但是，18世紀的英國人對奧特曼帝國的報道，與17世紀初的旅行者相比，明顯地不容忍自殺性使用鴉片。詹姆斯？波特爵士（死於1786），做了15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認為土耳其人有一種天生的墮落，這種墮落在20世紀末被行話稱為上癮性格。儘管禁酒，飲酒的惡習在土耳其人中生了根，而且悄然地從低層蔓延到了高層：也許在這種情況下，就像許多其他情況，禁止可以刺激胃口，激發慾望”。波特注意到，從宗教顧忌或怕發現的角度，那些行為不端的人“經常把酒換成鴉片，鴉片同樣致醉，或許有更大的惡果，無論對身體還是精神。”他認為，他的厭惡在君士坦丁堡很普遍，那兒將用鴉片視為“可鄙的行為”。

波特的同時代人亞歷山大？羅素（死於1768）是阿勒頗英國工廠的醫生。根據他的經歷，歐洲人對###人用毒品消遣感興趣，被誇大了的程度。他敘述說：我從未能發現服鴉片的習慣在土耳其像歐洲普遍認為的那樣普遍。的確，在君士坦丁堡比在阿勒頗更流行。在君士坦丁堡，幸虧食鴉片幾乎同喝酒一樣被視為醜事，沒有什麼人公開做，除非是不顧自己名聲的人。”詹姆斯？達列維在君士坦丁堡任英國使館的神父兼醫生。1798年他同樣說，用這種有害毒品致醉的盛行程度肯定小於人們告訴我們的”。羅素形容阿勒頗用鴉片消遣者是傻瓜，他們的不良行為預示著社會限制和等級制度的崩潰，而社會限制和等級制度被視為是和平與繁榮所必需的。他說：那些貴族們有時用下等人取樂，而這些下等人碰巧是無節制的鴉片癮君子。”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個喝醉的僕人，被騙得認為他自己是一個有特權和財富的人。

他待在煙館的一角，同煙館老闆熟識地聊著，談到理想買賣的細節；命令把一些人帶到他面前，要麼杖打，要麼監禁；羞辱一些在候命的官員，並任命其他官員。在這一切輝煌進行當中，一個事先安排好的聽差，悄悄地躲到他的背後，突然用窗板發出響聲。片刻魔法解除，那不幸的＇僕人＇一陣司空見慣的顫慄，煙槍從手中脫落。一明白髮生了什麼，他驚恐萬狀，開始吸他的＇鴉片＇作為他倒運的唯一安慰。作為一個醫生，羅素很清楚鴉片對身體的危害。他寫道：無節制染上這有害習慣的人，很少長壽……失去記憶，不同程度失去其他功能，他們……不幸地早逝。”很少有人能夠承受戒毒帶來的“無數可疑病症的折磨”。

同樣，法國人佛朗索瓦？托特男爵（1733—1793）1784年描述了君士坦丁堡一個叫鴉民廣場的市場。每天到了傍晚時分，鴉片愛好者”從四面八方的街道聚集到這裡。沿著廣場的一邊，是一長排小店，搭有涼棚，遮擋店主擺的供客人用的沙發。鴉片丸分發給客人，用水服下。

持續45分鐘或至多1個小時，愉快的幻想總是可以令這些機械般的人充滿活力，使他們擺出無數不同的姿勢，總是那麼誇張，總是那麼快活。這是場面變得最有趣的時刻，所有的演員都很快活，每個人返回家中，處於一種完全不理性狀態，然而，同樣完全充滿不是由理性可以獲得的快樂。他們遇到的一些人嘲笑他們，逗他們說一些荒唐的話而取樂。他們不顧這些，每個人都認為，看起來，都覺得自己擁有他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