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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知道什麼時候服了鴉片。”這很難讓人信服。

人們從未因威爾伯福斯的鴉片癮而誹謗他。然而，羅伯特？克利夫卻因此遭到那些不滿他工作成績的人的詆譭。羅伯特？克利夫後被封為普萊希勳爵，他的軍事才能和政治冷酷奠定了東印度公司的勢力。1752年，克利夫患上了嚴重的腹部疼痛痙攣症，伴有急性膽汁病。他患有膽結石病，又遭慢性瘧疾的惡化。這些腹部疾病折磨了他一生，結果經常導致神經衰弱。他服用鴉片以止膽結石病痛。他求助於鴉片擺脫壓抑，但似乎不像真正的癮君子那樣不斷增加劑量。1774年，他死於疾病惡性復發。為消除便秘服了瀉藥之後，引發了劇烈的疼痛，在一陣痛苦的掙扎之後，他把一把小刀插入了自己的喉嚨。流言頓時四起，說他死於鴉片。直到1968年，一位著名歷史學家還錯誤地說他死於過量鴉片，由於抑鬱的緣故，有意或無意服用的，抑鬱既是“毒癮”的成因，也是結果。鴉片也為另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所暗暗珍惜。1758年，他的軍隊在戰鬥中被奧地利人擊敗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1712—1786）對一個顧問吐露說：“我非常憎恨這個行當，這個我與生俱來的行當。但是，當它變得不堪忍受的時候，我隨身帶有結束這種遊戲的手段。”他說著，解開他的長袍，露出一個橢圓形金色小盒子，用一根絲帶掛在胸前。他說小盒子裡面的18顆鴉片丸“足以把我帶到那永不復生的黑暗境界”。

這些對18世紀毒品使用的描述，都涉及到富有階級。也許，鴉片和窮人間最突出的一面是，毒品在界定歐洲的犯罪和不良行為方面仍然未被牽扯其中。出生於阿姆斯特丹的醫師和政治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1670—1732）為此提供了證據。他在倫敦定居，創作了《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意識到，維持城市秩序取決於強化社會定義，並非要宗教領袖控制人類的“慾望”，抑制人類“最珍貴的願望”，而是由機智的政治家的熟練的管理”。政治家的技巧在於為人們貼標籤，然後根據他們的標籤來恭維或處罰他們。“勤勞善良的人，盡心盡責地供養家庭、撫育孩子，納稅，方方面面都是社會的有用之人”，屬於“恭維產生驕傲的政治產物”。為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有必要構造亞種，或者用20世紀末的話說，叫下層階級。曼德維爾寫道，政治人士需要給一些社會群體打上以下烙印：卑鄙、下流，總是尋找一時的快樂，完全不能克己，從不考慮他人的利益，除了私利之外沒有更高的目標；例如那些沉溺於奢侈享樂之中的人。”然而，在曼德維爾的那個時代，用鴉片者並沒有被歸到政治人士的“人渣”之列。在曼德維爾看來，鴉片酊像杜松子酒一樣，不屬於社會邪惡，儘管他對毒品持矛盾態度。在《論憂鬱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發作》（Treatise　of　the　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1711）一文中，曼德維爾指出，人們並未完全瞭解毒品的效用，病人的用藥反應各種各樣；並且它非常誘人，許多醫生寧願低估隨之而來的危險。

第二章　啟蒙運動時期的鴉片（7）

如果在歐洲鴉片亞文化是無形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那麼18世紀來自中東的旅行者的故事，一成不變地講述著鴉片亞文化。這些故事不斷在文化上影響著歐洲人對鴉片的認識。關於文化優越性的假設，並非是武斷的。法國哲學家夏爾？路易？孟德斯鳩男爵（1689—1755）沒有膚淺地展示歐洲優越性。他虛構的兩個遊覽巴黎和威尼斯的出身名門的波斯人的信札1721年在荷蘭首發。在這些波斯人的信件裡，孟德斯鳩虛構的來自中東的遊人之一把酒與鴉片做比較。那波斯人認為，酒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最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