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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直到一個在中國生活過的愛冒險的人物……在他那一類人中傳播抽鴉片，他的情婦，一個風流女子’，把它介紹給她風流社會中的相好，沒過多久，就流傳開來……在比較年輕的男孩和女孩中流傳，他們許多來自受尊敬階級的家庭”。於是，很明顯，需要採取嚴厲措施”。在以後的15年裡，西部11個州立法反吸鴉片者：內華達州（1877），南達科他州和北達科他州（1879），猶他州（1880），加利福尼亞州和蒙大拿州（1881），懷俄明州（1882），亞利桑那州（1883），愛達荷州和新墨西哥州（1887），華盛頓州（1890）。這些法律作為最早的毒品立法，意義在於將使用者定為有罪，而不是控制毒品。典型的是，加利福尼亞州的法規，對開煙館或用煙館的人強加了一筆500美元的罰款和6個月的監禁。此時的立法者沒有在供應和消費方面作出區別。他們的立法沒有成效，有時起反作用。在加利福尼亞，非華人光顧的“煙館”成為目標。加利福尼亞州的警察行動在19世紀80年代初沒有根除抽鴉片，反而驅使一些上癮者一小群一小群聚集在便宜的住所裡，陶醉於與當局的交鋒。“抽鴉片是法律禁止的事，這個事實似乎導致許多人尋找並光顧低檔煙館，否則他們就不會這樣做；而常吸毒的人，則從中找到額外的樂趣，因為這當中有危險的趣味。”凱恩一年後評論道，“這似乎給他們的享樂增加了樂趣。”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神經、注射針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13）

到了1882年，凱恩報告說，美國吸鴉片者不再主要是流氓人員，還包括商人、演員、悠閒的先生、運動員、電報員、機械工、出身高貴的淑女、女演員、妓女、已婚婦女及單身女孩。在凱恩看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徵：美國的民族特性，“在根本上，一個神經緊張的民族，傾向於每件事都走極端，很歡迎麻醉劑和興奮劑；　在這種事上我們肯定走極端”。這些吸鴉片者不是愛默生式的樂觀、自力更生、剛毅、自制和愛自然的美國先驅，而是他們的反面。他們顯示出不自制、猶豫不決、依賴性和渴望都市生活。一個英國上癮者後來寫道：鴉片對一個活潑、緊張、卑鄙、怯懦的法國人的影響，對一個有天生負疚感的英國人的影響，或對一個把任何事情都推向極端的美國人的影響……幾乎肯定導致災難。”美國道德嚴厲，對錯界限分明，增加了阻止濫用毒品的困難。美國清教徒總是無法理解深刻真理的對立面也是深刻真理。更不可理解的是，正如喬治？桑1871年認識到的那樣，“每一次濫用隱藏著它的對立面”。19　世紀70　年代末和19　世紀80　年代初的一個教訓是，對道德衛生的需要，意味著對道德不衛生的同等需要。警察馬哈尼用他的方式明白了這一點，凱恩博士也是如此。1860　年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裡，歐洲人和美國人對吸鴉片的反應有明顯的分歧。在兩個大陸上，都認為它是不健康的習慣。歐洲鴉片館的評論者傾向於透過強調對毒癮的美學反對來表達這種看法；美國人常常把它當成是一個道德權威問題。就這個理由來說，毫無疑問，抽鴉片第一次成為父母權威的問題。1875—1876年的美國城市法令部分是試圖支援父母的權威，對察覺到的中產階級年輕人的監管問題作出回應。美國的道德與英國和德國新教徒的思想不是分隔開來的，但是它的激烈對當時從美國產生的最重要的潮流做出了貢獻：一種新形式的宣傳手段。歐洲評論人經常是自鳴得意地講鴉片劑的危險，專家們例外（如列文斯坦或奧爾巴特）　，他們很謹慎，嚴格遵循事實和依據。相反，在美國，一些反毒品運動家熱衷於不可避免地妨礙達到預期目的恐嚇手段。

這些恐嚇手段源於盛行的基督教文化和商業競爭規則